三国良将系列之周瑜（中）
煮酒论英雄，且谈三国人物。
凭借周氏名门的身份以及居巢县长经历，周瑜在庐江郡广有威信，所以孙策派周瑜驻扎在牛渚，也就是当年他们渡过长江的第一站。不久周瑜担任春谷县长，辖区对岸就是庐江郡。
建安四年（199），孙策进攻庐江。当时袁术已败亡，残部聚集在庐江太守刘勋帐下。刘勋与荆州刘表结盟，对孙策的扩张形成阻碍。孙策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起兵进攻皖城。关于此战经过笔者之前在韩当等东吴将领篇章里已有较详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在此不再赘述。
孙策、周瑜连续击败刘表派来的援军及刘勋本人，并攻破皖城。按理说东汉时庐江治所为舒县，也就是周瑜家乡，但刘勋担任太守后将治所改在皖城。城中有户桥姓人家，史料没有留下男主人名字，所以只称其“桥公”。桥公有两位美貌绝伦的女儿，皆有倾国倾城之姿，正是大桥和小桥。
孙策、周瑜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有为帅小伙，遇到两名貌美如花的大美女，于是成就两段千古流传的美好姻缘。孙策娶大桥，周瑜娶小桥，良才女貌，传为佳话。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孙策对娶到大桥喜不自胜，得意地对周瑜说：“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对于千百年来无数诗词描绘美好爱情的典型，周瑜与小乔的故事总是为人津津乐道。对此，笔者有些观点与大家分享，仅供参考。
“乔公”究竟是谁？
细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笔者开始时写作“桥公”，后来又写成“乔公”。这非笔者失误，而是事出有因。乔公、大小乔的称呼属于误传，在《三国志》，《江表传》等史料中皆记为“桥”，后世逐渐演变成“乔”。为行文方便，两种称谓将在文中同时出现。就像语文课本中有些词的意思还是古意，但我们平时运用时已经有所不同，除了学生考试还会去记那些原意外，平时已经不会那么运用一样，大乔、小乔的名称也已成惯例。
那么这位桥公到底是谁呢？《三国演义》中乔公在东吴地位非常高，被尊称为“乔国老”。受两名女儿加持，地位竟然大约与吴国太相近，对于刘备到江东迎娶孙尚香一事积极促成，对吴国太好言相劝。
周瑜与小乔
这是演义，自然与历史相去甚远。关于历史上桥公的真正身份，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是桥玄。桥玄是东汉名臣，历任洛阳左尉、齐国相、汉阳太守、将作大匠、度辽将军、河南尹、大鸿胪、司空、太尉等职，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一生履历辉煌，是汉末享有盛誉的大名臣。但桥玄籍贯豫州梁国睢阳县，并非庐江人。更重要的是桥玄卒于光和七年（184），时年七十五岁高龄，从年龄上显然不符合。
第二种认为是桥蕤。桥蕤是袁术大将，在与曹操军的战斗中身亡，通过《武帝纪》等相关史料大致能推断桥蕤身亡在197年。孙策、周瑜攻破皖城时在199年，时间相近。
很多人认为区区袁术手下一员武将，怎能配尊称为乔公？这实属误区。其实当时并非只有位高权重者才可以尊称公，这只是对年长者的尊称。东吴将领程普就被尊称程公，而且《三国志·孙策传》载孙策尚在袁术麾下时，“术大将桥蕤、张勋皆倾心敬（孙策）焉。”如此说来，孙策反过来对桥蕤心怀好感也很正常，所以桥蕤被晚辈孙策、周瑜尊称为桥公完全合理。
按照此说，则所谓乔公在孙策、周瑜进入皖城时已然去世。这似乎与大多数人的惯有印象不符。但上文孙策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印证：“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壻，亦足为欢。’”这里孙策“从容戏瑜”的原话，隐隐透露出一种信息：“桥公两个女儿虽然流离，却得到我二人做女婿，（他如果知道了）也必定非常欣慰吧！”
这样解释是否豁然开朗？桥公已战死，家眷由袁术照料，袁术败亡后，桥家人跟随袁家残余从寿春逃到皖城，这便是所谓流离。桥蕤当年很欣赏孙策，所以他的女儿嫁给孙策，他假如还活着一定会非常高兴。这种解释比较合理。
以上为笔者猜测，史料中连桥公姓名都未能确定，所以不能说一定是事实。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供参考，考虑到皖城、流离、孙策戏周瑜之言，且桥姓并非大姓，这几个关键信息组合起来，桥公是桥蕤的可能性非常高。
且说孙策、周瑜攻破皖城后，刘勋逃往寻阳。刘表派兵相助，与孙策再战。此战周瑜随孙策再次大胜，直打到江夏边界，打得刘勋再也无力抵抗，向北投奔曹操去了。孙策乘胜将豫章、庐陵收入囊中，留周瑜镇守巴丘。
提到巴丘，许多朋友都知道，周瑜后来正是病故于巴丘。但这两个巴丘属于同名不同地。
按照当时的孙策势力范围，只是与荆州江夏郡接壤，周瑜病逝的巴丘位于今湖南岳阳，邻近洞庭湖，是水军驻扎训练的基地。而周瑜最初镇守的巴丘，大致位于今江西省新干县。这里是豫章郡腹地，从地理位置来看，孙策以周瑜镇守此处一来为加强实际管理，二来镇扶山越，三来提防荆州来犯，一举多得。
在《三国志》中由于行文过于简略，陈寿并未对两个巴丘进行解释。裴松之在做注时发现这一问题，并提出分析，解开了很多人对于巴丘前后两次出现的相关疑问。
笔者对周瑜目前为止的军事生涯进行一番梳理：195年周瑜帮助孙策渡过江东，然后回到寿春。不久在袁术手下担任三年居巢县长，198年带着鲁肃及宗族共同投奔江东。199年随孙策征战于庐江、庐陵、豫章各郡，然后就驻扎在巴丘。
细心的读者能发现，周瑜真正追随孙策征战的时间只有199年，之后就带兵驻扎在外。也就是说，周瑜参与孙策集团中枢决策的时间其实非常短。
两个巴丘
建安五年（200）四月，年仅26岁的孙策遇刺不治身亡，年仅18岁的弟弟孙权接掌江东集团。
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周瑜是与张昭共受遗命的托孤大臣，所谓“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早已深入每一个三国迷的心中。不过接下来笔者的分析可能会与此有些不符，事先声明仅供参考，并非盖棺定论。
《三国志·周瑜传》原文“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衆事。”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流汹涌。孙策去世，并不意味着统兵大将就要回去奔丧。毕竟天下大乱，外藩大将如果脱离岗位很可能被敌人趁虚而入，彼时江东尚弱，这种风险不可忽视。
当然，史料上也没有记载驻守其他各地的将领奔丧，毕竟周瑜与孙策情同兄弟，为孙策送最后一程也属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为何偏偏“将兵赴丧”，又“遂留吴”？如果说仅带为数不多的卫队，不值得陈寿特意写进去，所以这里的兵是一支军队，人数恐怕不少。周瑜带着这支军队回去奔丧，然后顺势留在吴地，不再回边远的巴丘。如果大家抛去以往关于三国的思维定势，仔细思考这句话，就会发现：周瑜留在吴郡是自作主张，并且以军队为强力后盾。
所谓“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是《三国演义》的演绎，并非史实。《三国志·孙讨逆传》孙策临死前的记载“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就是说，孙策的遗言是对众部下公开讲的，而“公等善相吾弟”的公，就是张昭。看到这里您是否颇感意外，原来孙策并未指定托孤大臣，只是张昭地位最高，所以位居首席而已。实际上在许多江东元老的传记中，都有传主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的类似文字。可以说明张昭的江东首席重臣地位明确，即便是周瑜“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衆事”也只能排在第二，并非同等地位。
说这么多，也许有读者会认为我在搞阴谋论，在抹黑周瑜。先别急，笔者继续讲。首先明确，周瑜对孙权是忠诚的，他对江东集团是忠诚的，这点并无异议。
笔者只是想说明，在孙策去世后，年少的孙权缺乏威信，既没有足够的战功，又没有可靠的亲信。核心将领都是孙坚、孙策的部将，宗室重臣吴景、孙贲也是靠孙策的威望才凝聚在一起。江东地盘看起来大，但新占领区根基不稳，大片山林丘陵是山越人的地盘，北方西方都有强敌，加上内部人心浮动，孙权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
周瑜带兵奔丧，可以震慑住局面，迅速稳定江东集团核心层。同时，也借此一举成为与张昭相提并论的重臣，由镇守边境的外藩跻身江东核心领导圈。这一大胆的行动不论对当时的孙权还是周瑜自己，都是有利的。所以，周瑜回吴是擅自做主，但本意是为辅佐孙权，稳定局势，至于自己的权力地位，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但笔者认为以周瑜雄才大略，此刻的他出发点为公远大于为私。
为何周瑜出马就能镇住局面，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孙权集团尽管地处吴越之地，实则为外来政权。孙策、孙权兄弟依仗的武将都是以江淮出身为主的北方（相对江东）人，周瑜出身名门、与孙策情同兄弟，很自然在北方武将中获得威望。加上个人能力确实优秀，成为武将之首并不难。军权在握，就有了抗衡本地大族、山越、图谋争位的宗室的力量。
孙权本就是胸怀大志之人，无论对保住江东基业还是争夺天下，进取心更强的外来武将集体自然是其所倚重的对象，地位最重要的周瑜不可不用，于公于私，周瑜都是不二人选。
至于后来周瑜是否存在拥兵自重，导致与孙权之间存有芥蒂的问题，笔者接下来还会分析。再次强调，周瑜始终以江东集团利益为先，个人的功业为其次，周瑜将两者结合起来无可厚非，有些过度解读的阴谋论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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