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夫子庙和总统府内都放置有“天发神谶碑”， 这可是一块名碑！那么为何会放置在两地，哪一块是原碑呢呢？

229年，孙权迁都南京，所建都城北抵覆舟、鸡笼二山，南门则在淮海路一带。夫子庙地区在当时只能算为“郊区”，是守城部队营房所在地，因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有以“乌衣”为而得巷名，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乌衣巷。

三国末年，蜀国已经灭亡，司马昭儿子司马炎废魏王，建立晋朝，并扩张疆土。东吴偏居江南，危在旦夕，但东吴末帝孙皓却信赖奸臣，生活奢靡，不在政治军事上富民强国，竟想出用些巫术占卜等手段，来支撑这占据一方的小朝廷。

据载，276年，有人挖地，得到一块长一尺、宽三分的白银，上面刻有年、月；不久，又有人在吴郡的临平湖边，得到一块石函，中间有一块青白色的小石头，长四寸，宽二寸，上面刻有“吴主作皇帝”的字样。于是东吴后主孙皓改年号为“天玺”，并立石碑以记载四代吴主的功德，这就是“天发神谶碑”。记载六朝史料的《建康实录》说：“县南三十里，西接牛头山、丹阳云岩，东路有大蝎石，长二丈，折为三断，此纪功之碑也……可辨者二百余字，漫灭者五十余字。”

“天发神谶碑”碑文荒诞不已，上有“上天帝言”、“天发神谶”、“永归大吴”等等，落款为“吴天玺元年七月己酉”。碑文假借“上天帝言”告知百姓：吴主继承帝位，吴国统一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想以此稳定民心，加强统治。

“天发神谶碑”碑文虽然荒诞难读，但其书法则独树一帜，其笔法及体势可谓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据传碑文是华核所编、黄象所书。黄象是我国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存世遗迹多为隶书、章草， “天发神谶碑”碑文非篆非隶，被称为“垂露篆”，是我国书法史上少有的由篆书向隶书转变时期的文字，存世极少。

“天发神谶碑”并没能改变东吴颓败的国运。才定“天册”年号的孙皓又改年号为“天玺元年”，在位16年便换了8个年号，这一切都未能改变东吴灭亡的命运。公元280年，东吴被晋所灭。

“天发神谶碑”原来立于南京城南天禧寺，也就是现在的在大报恩寺遗址附近，石刻为圆幢形，文字环刻。石碑在东晋时断为三段，故名“三段碑”。此碑上段21行，中段17行，下段10行，总存二百余字。北宋孔庙建成后，北宋大儒胡宗师将碑移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明朝又移至江宁府学尊经阁，历代都受到较好保护，原石上先后刻有胡宗师、石豫、耿定向、翁方纲题跋。1805年3月，校官毛藻在孔庙印刷《玉海》，不慎失火，“天发神谶碑”被毁，残片埋于卫山之下。现复制此碑，置于卫山脚下。

“天发神谶碑”流传拓本很少，最早的宋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总统府煦园内的“天发神谶碑”，是清两江总督端方根据宋拓本重新模勒精刻而成。

端方为何要复制天发神谶碑？现无从查考。两江总督署的位置正是当年东吴宫城所在地，也许是端方身处故地，借物抒情吧。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正值清朝末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摇摇欲坠，这与孙皓当年所面临危局颇为相似，其结局也是一样的悲惨。

端方复制的“天发神谶碑”保存完好，与嵌于总统府煦园夕佳楼下的龙墙之中不无关系。文革时期，石碑被石灰覆盖才幸免于难。两块石碑底色黝黑，字迹清晰，手笔细腻，刀法老到。此碑虽为复制品，但也属于文物，而夫子庙展示的则为当代复制品。两地均非原碑。（本文改编自陈宁骏、欣辰著《解密总统府》《解读夫子庙》，关注微信公众号：NJHFHHH，在旅行中感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