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这是台湾学者柏杨《中国人史纲》的一段话，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也持相同观点，并将万历皇帝的“怠政”总结为“不郊、不庙、不朝、不讲、不见、不批”。于是乎，万历很懒的形象便深入人心，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

“不郊、不庙、不朝、不讲”这样指责还是靠谱的，因为这些充满程序性礼节而又没有实质意义的活动除了消耗皇帝精力外，就是方便文官集团分散皇帝注意而攫取权力。

而万历和大臣在正式场合见面确实比较少，大多都是直接把内阁首辅召进宫单独议事，因为比起朱元璋时期早朝无论品阶的官员都能参加，万历只找能管事的首辅商量效率是更高的。

不过万历皇帝确实有疾病，内阁首辅申时行《诏对录》载“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另据1958年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万历皇帝左右腿骨不一样长。也就是说，皇帝大人本身身体有毛病，下边的人还天天觉得你撒谎说三道四，这谁受得了？

对于朝臣的奏折，充斥着各种毫无营养、捕风捉影的言论，著名的“争国本”、“挺击案”就是这样，天天空谈肯定误国，万历不批复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整顿吏治、赈灾救灾、军事行动这三件事，万历却从来没有落下过。

1. 以不任命新官员的方式，消极地裁撤冗官，提高行政效率

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使、按察使、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南京九衙门仅有五人在职，其余所有职位全部空缺。

万历四十年正月，查各部院十四个一把手，南北两京总共只有四人。副职编制是二十一人，现在实际只有九人，一再催请也不补缺。

以上皆是吏部给万历皇帝的奏报，可以简单一览万历时期官员缺额情况。吏部还用了一句经典的话来请求皇帝任命新官员：从来未有无官任事而可以虚位致太平的。

真的是官员越多越好吗？朱棣迁都北京，南京留守政府仍然保留框架，有官而无事，基本就是养老部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这样清闲还伸手拿国家的衙门任免那么多官员干什么？

再有，监察御史和六科、道官员早已失去原有的监察职能，完全沦为党争攻讦的工具，天天没事就骂皇帝、说同僚，换作你是万历，会留着这些人吗？

至于尚书、巡抚、按察使这样的高官空缺，在海瑞给万历皇帝的上书中其实就说明了缘由:当前贪污最厉害的，是巡抚、按察使这一级的封建大吏”。上行下效，官场的潜规则、党争依附，各级官吏都要依靠高官作为后台，如何能让贪污少一点呢？

万历皇帝不是张居正那样有魄力大刀阔斧革除积弊的人，作为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他能做的就是既不大动干戈精简官员，又不新任免这些可有可无的官员，让其自动退休而官位空缺，消极地裁撤冗官冗员，人少了，腐败、磨洋工、互相踢皮球的现象反而少了，变相提高了行政效率。

尚书没了，给事中可以顶上，按察使没了，副使顶上，总之大明朝的行政并没有陷入没人干活的境地。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也说道：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2. 积极拨饷调粮，以传统的方式应对连续不断的天灾

明朝立国至灭亡，一直都是多灾多难，整个276年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 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到了万历，更是遭遇了“小冰河”时期，气温下降—粮食减产—饿殍遍野—瘟疫横行，几乎就是一连套循环，直接动摇了这个年迈的农业帝国的统治根基。

在那个完全靠天吃饭的年代，万历贵为天子，也不可能有无穷的家财去拯救亿万生民，只能是这里闹灾，那就减免赋税、异地调粮，所以万历对于赈灾救灾的奏折还是很积极地批复的。据《明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河南、河北、山东、江淮等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出现大面积饥荒，万历连续下旨，发户部太仆寺银十六万两赈灾；

又发通州仓米七万石，发临清、德州二仓米十万石，并发北直隶各地备荒米以及收买邻近丰收地区的杂粮，资助饥民；

又发淮安府库存白银一万六千余两，买米煮粥，以治饥民；在河南则留税银四万二千余两，籴谷赈济饥民；

此外还大规模的减免受灾地区钱粮赋税。

宋朝以后，黄河水患不断，万历对于治理黄河也很上心，“万历三十二年，总理河道李化龙请开泇河以解决黄河水患。万历批准同意执行。同年李化龙开河成功，黄河多了一个分洪渠道。第二年，又任命曹时聘为总理河道，在泇河分流地的上游朱旺口大修堤坝，建成一百七十公里大堤，从此后黄河水患大幅度减少。”

由此可见，万历对于灾荒导致民乱的警惕性很强，毕竟元朝亡于天灾引发的民变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所以即便对于文官大部分惹是生非的奏折选择性地不批，但对于真正干事、帮扶民生的奏折，还是不敢怠慢的。

3. 大规模调兵遣将，扑灭帝国边境的烽烟

万历时期最典型的必须是“万历三大征”，对于边镇叛乱、日寇入侵、土司叛乱这种严重危害帝国稳定的事，万历绝不会调以轻心。

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孛拜（原鞑靼部落人）联合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首领著力兔发动叛乱，割据宁夏，威胁陕西，万历皇帝先派三边总制魏学曾带兵平叛，结果惨败，又赐尚方宝剑，再败，万历看不过去，专门下旨训斥：“这招安事信不得！堂堂天朝，因此幺么小丑，连兵累月，未克荡平，岂不辱国？”把魏学曾下狱论罪后，万历把大名鼎鼎的辽东总兵李如松（李成梁之子）调来，同时尊重文官的意见，以都御使叶梦熊为总指挥，但统兵进剿由李如松全权负责，就这样宁夏的叛乱被剿灭。

同年，日本丰臣秀吉梦想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明，万历皇帝一眼识破了这个诡计，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坚决支持主战派。等李如松刚打完宁夏之战，万历皇帝便火急火燎地把他派到朝鲜战场，很快把日本人打趴下了。结果兵部尚书石星和市井流氓沈惟敬一起欺骗万历，万历接到蓟辽总督关于日本第二次来犯的情报后立刻要求兵部加紧备战，这次水陆并进，彻底把日本人打服了，下一次日本人踏上朝鲜这片土地则是三百年后的事了。

万历二十七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调集各省近20万人马分8路合围，攻克海龙屯，彻底将杨应龙的地盘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实现改土归流。

为保障巨大的军费开支，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征收矿税、榷税，三大征耗费1300万两银子，如果仅吃张居正留下的老本，是远远不够的。这印证了万历皇帝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尤其注意维护天朝国威，“跳梁者，虽强必戮”，如果打赢萨尔浒之战，或许就是“万历四大征”了，这怎么能说万历“怠于政事”呢？

朱元璋给后代子孙设计了完备的皇帝制度，基本上若非大破大立，做个守成之君是真的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万历时期，文官集团整天想把皇帝当做高高在上贡着的礼仪傀儡，不带脑子完成文官们的指令、满足他们爱说不做的虚荣就好了。

万历皇帝显然不愿意当个木偶，但能力所限，他的“无为而治”随着他的去世，文官集团迎来更激进无脑的东林党，把国家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