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巧遇在历史的风口浪尖，都是文人出身的武人，都是顶天立地的枭雄。

历史却让他们成为对手，天王最终被文正公送上了天王不愿去的天国，而他的尸骨则和他无比眷恋的天京城融为了一体。

生于这场历史的浩劫中，都是命运的承受者，却也都是命运的扭转者。

曾国藩在自己的命运里驾驭历史的命运，洪秀全在历史的车轮下碾碎了自己的命运。

一个没有正确思想的军队就等于失去灵魂，就没有持久坚强的战斗力，军队的思想必须和所依附的政体完全一致。本文从思想层面来比较分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的湘军。

一、曾国藩湘军打败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必然性

洪秀全太平天国以西方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儒家程朱理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

程朱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清朝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康熙以儒治国，并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比如他认为：“臣为邦本，必使家给人乐，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故其反复向群臣宣谕“爱民”、“重民”、“安民”、“惜民”的道理，要求他们奉公守法，恪尽职守，清正廉明；还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减免赋税、惩治贪官的有利于民生安乐、社会稳定的措施；并本着程朱理学之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通过所谓“闲邪存诚”、“省察克治”的功夫，达到“辨明天理，决去人欲”的目的。康熙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不仅对清初疗治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社会稳定、民生安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深刻影响了其子其孙，为雍正和乾隆所继承和发扬，为康乾盛世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曾国藩和湘军完全接受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且是坚决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主要认为政治是一种上帝安排人世的力量，是对上帝的服从，而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应无条件的服从世间的君主统治，要承认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掀起文艺复兴（Renaissance），强调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直接导致欧洲的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神权政权被君主立宪和民主政治所取代。

太平天国兴起时，正是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颠覆与渗透，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大量吸收受压迫的民众入教，给他们输灌神权思想，奴役其肉体与灵魂。时机成熟则揭竿而起，开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斗争。

自然，当满清政权受到太平天国威胁的同时，传统文化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纲常名教也受到颠覆的威胁。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纲常名教，本质上还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它比太平天国的神权理论要进步几个世纪。太平天国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其实是真正的历史倒退。

洪秀全的失败就在于学了西方的文化糟粕，让历史倒退了几百年。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

所以，曾国藩的湘军以捍卫传统礼教程朱理学为精神支柱与理论指导，最终打败洪秀全以西方神权为精神的太平天国是必然的。

曾国藩打败洪秀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天平天国引起的中国历史倒退。

上图是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曾国藩本人是一个理学家。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理学家或与理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

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以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为建军宗旨。把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独尊上帝、反对孔孟儒学，指斥为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声称镇压太平军不单是替君王分忧，也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封建纲常礼教。故对湘军将士的选择、部队的思想灌输以及维系官兵关系都要贯彻这一思想。湘军理想保持高度统一，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胜利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三、曾国藩的湘军战胜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民心的胜利

曾国藩在领导湘军的时候没有打着清政府的旗号去镇压太平天国，老百姓和清政府并不亲，老百姓是不喜欢清政府的，所以曾国藩所用的名义是捍卫中华文化传统。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写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在打的是一场捍卫中华道统的战争，洪秀全到处砸孔孟先贤的庙，不许人读书是在毁灭中华，檄文一出天下所归，中国没人不知道孔孟，读书人没有不学习他们的，所以一下子就民心所向了。曾国藩的湘军战胜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民心的胜利。

上图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旗帜

四、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千禧年主义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狂热，在客观上帮助了西方帝国主义传播教义

一般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拜上帝会）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信仰。如果将太平天国放到当时基督教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太平天国是基督教千禧年主义启动的社会重大转型的尝试。18至19世纪千禧年主义（millenialism）在全球的复兴，对现实世界全面而深刻的否定，对另一个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这就是千禧年主义的本质。

这种发端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宗教激情，特别容易转化为革命的意识形态狂热。太平天国与千禧年主义一样，都怀抱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

太平天国兴起时爆发力十足，革命的热情高涨，横扫战斗力低下的清军。但遇到屡败屡战、从容坚韧的湘军时，革命的狂热瞬间下降，转变成及时享乐的现实主义。太平天国中后期封王无数，上层生活腐败，完全失去战斗力。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这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