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8.15）的清晨，八国联军的隆隆炮声犹如阵阵闷雷，响彻在大清国首都的天空，负责紫禁城警卫的镇国公载澜听说洋人已经占领北京城，慌忙叫醒还在睡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一阵慌乱之中，慈禧匆匆换上蓝布夏衫，扮成一个汉人老村妇的样子，带上光绪等人上了几辆简陋的马车，趁着曙色混入逃跑的人群之中。他们一路狼狈凄惨，蓬头垢面，饥寒交迫，好不容易到达河北怀来县，才得到当地县令带来的饭食和衣物。当年八月十七日（1900.9.10），慈禧一行人逃至太原，然而惊魂未定，就听闻八国联军要进攻山西，马上决定逃往陕西西安。为了顾全皇家的颜面，慈禧还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道“西幸长安”御旨。

听闻太后和皇上要巡幸西京，这可急坏了平日难睹圣颜的陕西地方官员。为把握这次讨两宫欢心的好机会，他们征调民夫，从潼关到西安的路上，全部黄土铺路，清水洒街，张灯结彩，备极豪华。为迎接圣驾的到来，陕西巡抚端方更是征调工匠，赶修原来的陕甘总督署（南院），将门柱改成朱漆，牌坊画以云龙，作为两宫在西安的行宫。为支应西安行宫的皇差，陕西当局还特设支应局，由西安知府胡延为提调，专办宫内一切琐事。

一切安排停当后，慈禧一行于闰八月十九日（1900.10.12）从太原启程，一路南下至风陵渡，渡过黄河后即由潼关入陕，经华阴、临潼，于九月初四日（1900.10.26）到达西安城。这一天恰好阴雨绵绵，陕西当局强令城内官员百姓跪在雨中接驾，当时还在西安府中学堂读书的于右任也被迫在冷雨中跪了一个小时。

慈禧像

慈禧来到西安后，并不改其讲究排场的奢侈本性。如对于居住条件，慈禧一来就对临时修葺的南院行宫不满意，嫌其规模窄小，下令改住巡抚衙门（北院）。为了讨好慈禧，陕西当局只得征调名工巧匠，强拆附近民房，在北院大兴土木。尽管北院空间不大，但行宫内的陈设与紫禁城相似，这才满足了慈禧的要求。

在日常饮食上，由于西安只是地方城市，饭餐质量自然无法与北京相比。即便如此，西院行宫的御膳房还是仿照紫禁城的格局，分荤局、素局、菜局、饭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居等，每局设厨师数人。慈禧每次用膳，都有一百多道菜备选，数百人在旁伺候。仅是慈禧的膳食费用，每天就高达200两银子。就这样，她还觉得节俭，对岑春煊说：“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可谓省矣”。

按照慈禧的习惯，在冬天，她每日都要喝牛奶。为保证牛奶的供应，陕西当局跑遍关中，搜购到6头乳牛，养在行宫之中，谓之“御牛”，单此一项，每月就需银600两。到了夏天，慈禧太后又嫌西安天气炎热，想喝冰镇酸梅汤，陕西官员就派老百姓每日到百里外的太白山拉冰。慈禧还喜欢玩乐，百戏杂陈，也不感到烦腻。当时的西安城只有一个低级京戏班，自然不能满足要求。李莲英就千方百计物色陕西地方戏班，来北院行宫演唱逗乐。此外，还要制作高级的新衣服，购买新的家具和日用品，总之是花钱如流水。支应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供应皇差，就花费白银29万多两。

庚子年慈禧太后避难西安，敕修八仙庵

据统计，慈禧等人在西安驻跸一年，行宫的总花销，达到一千数百万之巨。上行下效，整个流亡集团内部奢侈享乐、贪污舞弊、敲诈勒索之事层出不穷。当时西安城北的城隍庙，周围都是戏院，大阿哥就和太监经常到戏院看戏。军机大臣荣禄还在城内皮条巷开设赌场，每日里车马盈门，一派太平景象，毫无亡国之忧！太监出外买东西，向不给钱，致使行宫附近的商人叫苦不迭。太监如此，那些所谓“两宫侍卫兵”及各地来陕的“勤王之师”，亦常到处抢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视其犹如虎狼。

要维持这样的奢侈生活，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慈禧专门下令各省的饷贡全部押运到西安，一时间前来运送粮饷的车马昼夜不绝于道。不到半年的时间，各省解运到西安的银两就突破500万两，各省大小官员上呈给两宫的贡品更是络绎不绝。这还不够，慈禧还想出卖官的法子，她在西安命令秦晋两省卖官捐输，不同的级别明码标价，只要奉上银子，就给相应的官职。

例如有个浙江籍的官员，嫌他自己官小，想谋个道台肥缺，找李莲英走后门，慈禧太后就说一个道台至少要白银1万两。一时间卖官鬻爵之风大兴，甚至有钱的妇女也用钱向慈禧太后买牌坊。如城固县的衡寡妇，大荔县的赵寡妇，泾阳县的吴寡妇等，各向慈禧孝敬白银10万两之多，就买到了“贞节”、“乐善好施”的牌坊，有的甚至得到一品、二品夫人的恩典。

就在慈禧太后避乱西安的这段日子里，陕西全省因为连年大旱，天不下雨，地不存水，庄稼枯死，饥民遍野。当时来陕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尼克尔斯中就说，1898—1901年的3年间，陕西有超过200万人饿死，相当于全省总人口的30%。听说两宫西狩，1900年的冬天，关中各县至少有30万灾民涌向西安，但是陕西巡抚端方害怕饥民闹事，拒不开城门。灾民们只得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度日。仅仅数月时间，西安城郊就有13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出售人肉丸子的事情。

慈禧太后回銮，途径华阴西岳庙，题写“仙掌凌云”匾额

大量饿毙者的尸体都草草掩埋于东门外的田野里，以致西安城乡发生大规模的霍乱、痢疾等传染性疾病。而慈禧等人却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依旧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按照当时的粮价，两宫在西安每日的膳食费用，就可以购买3800多斤麦子，真正应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

为了讨好洋人，慈禧在西安下令对义和团要“务尽根除”，还令赵舒翘等热自尽。就这样，到了辛丑年（1901）的七月份，慈禧等人在西安焦急地等到北京议和成功的消息。当确认八国联军并未将她列为战犯，慈禧很快将“庚子西狩”的耻辱忘掉，深信自己仍然拥有大清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欢喜之下，慈禧宣布择日还都，还感恩戴德地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则如一颗毒芽，在中华大地慢慢发酵。听说议和成功，从京城流亡到西安的王公大臣与官吏士卒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忙于置办行李，选购土特产。有的宗室甚至还偷偷将西安碑林中的名碑拆卸下来，打算运回北京。

辛丑年八月（1901.10），两宫从西安回銮，行李装了三千多辆大车，金银绸缎、古董珍宝，满载而归。一路上又是黄沙铺地，张灯结彩，十分热闹，意气风发地“凯旋”回京。有学者统计，慈禧西狩与回銮的花费，总额合计可能在白银一亿两。西安作为临时首都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表面繁荣，实际上对西安及其附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皇祸”。而还都之举，均要向西安人民要车马、要人夫，官府见人就抓，真可谓“苛政猛于虎”。而为了这次还都，陕西人民要摊派白银31万两，再加上《辛丑条约》第一年的赔款，陕西人民又要分担60万两之多。这么沉重的负担，无疑是陕西近代化推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慈禧等人在西安的逃难之旅，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胡闹、最屈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