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相邦、丞相有什么权力？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回答是：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卫宏《汉旧仪》中的回答是：

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

由于史书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形容词，只能先从丞相府属官入手，秦朝没有直接记载，《二年律令·秩律》中记录的汉初高后二年的汉制下，相国、丞相属官只有：

相国、丞相长史，秩千石。丞相长史正、监，秩各八百石。

除去确定为汉代新增的职务，就只剩下《汉旧仪》记载的“史”和“属”：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反倒没有“廷尉正、监”，只能说明，这两个职位属于从丞相府转移到了廷尉，极有可能就是《商君书·定分》中所说的“丞相置一法官”的那个“法官”，且有“监”之名，很可能在秦国是“王”派出的御史演化而来。

整体而言，丞相的属官，除了“法官”之外，全都是“史”，也就是“文书吏”。

再看看前人的研究，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的丞相制度》（刊于《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5期）：

（1）丞相有选用官吏之权；（2）丞相有劾案百官与执行诛罚之权；（3）丞相有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之权；（4）丞相有总领百官朝议与奏事之权；（5）丞相有封驳与谏诤之权。

说是“秦汉”，其实当时的资料基本只有汉代的文献，所以，这个结论基本上用不到“秦制”上，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对照上文中已经考证过的信息，重新梳理下：

（1）秦代丞相的“任免官吏之权”，仅限律令规定范围内的“小吏”的“程序确认”，在这之前，人选、考核，已经由“执法”系统决定了。

当然，还有一定的“人事推荐权”，如《史记·李斯列传》：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

郎官为“宦皇帝者”，游说秦王后，才被其“拜为长史”，说明，相邦吕不韦也只能任人于“王之左右”起家，而不能直接授职，这一点和汉武帝时权相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并无区别，都是“荐”。

（2）丞相的“监察司法权”，秦朝无“司直”，也无其他实权属官，无法实际操作。从“丞相长史正”、“丞相长史监”的存在来看，这两个后世廷尉的职位，主要负责的是律条和案件文书审核；

（3）丞相的“上计考课权”，这个说法存疑，因为上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地方县的大部分信息“计簿”是上交给“执法”，提交皇帝的。另一方面，汉初萧何为相国，以张苍为“计相”，因为他在秦为柱下史，很有可能是权限的转移；

（4）丞相有向皇帝“请”的权力，也就是“提出议题”，丞相也有在皇帝认可议题后，参加主持“朝议”的权力，并负责领衔向皇帝汇报朝议的结果，不过由于

（5）丞相的“谏诤”那不算权力，封驳却完全没可能，因为秦朝“制书”下达可以不经丞相，这一点，和汉代的制度并不一样。

秦始皇时代的丞相，其日常业务权限类似于北洋政府时代，府院之争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主要作用是“盖大印”；参与朝议的状态类似于当时国会的议长，开会时宣读议题，剩下时间就是维持会场秩序了，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正能拍板的总理段祺瑞也未必听。

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总结一下，就是为皇帝“分劳”小事儿的“大秘书”，以及日常业务立法的执行者。

说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秦始皇“治天下”的手段，就是通过“御史”系统来绕过丞相，实现自己的“独治”：

其一，在郡、县之间，另派“监御史”担任“执法”，考课郡、县官吏；复核郡、县定谳；直接免除郡属、尉佐、有秩吏，即“守府”、“尉府”和“县廷”的属吏职务。

其二，截留县的所有业务数据的“上计”资料，由“监御史”汇总后直报皇帝；

其三，截留县的官吏任免程序，由“监御史”上报御史大夫、丞相；

其四，以御史大夫丞、御史中执法等身份向各郡发布公事，不再经过丞相府。

至此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也只能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因为所有重要事务的决策终点，都是皇帝本人，所有秦国的旧制度传统，都被这位“祖龙”踩在脚下，什么“庶长专政”、“王族骄横”、“外戚专权”、“权相擅权”、“母后临朝”之类困扰前代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然而，辉煌永远留在了沙丘宫，不久后，大地上响彻的，就是大泽乡的狐鸣。

历史证明，妄想控制一切的，最终什么都留不住。

这不是宿命论的鸡汤，而是制度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