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互变，应时而谋，乘势而上，不失点滴之机。秦统六合是中华历史的重大事件，有赖于主观努力，也离不开客观条件。秦自献公以后，牢牢抓住三次历史机会，不负大事因缘，砥砺前行，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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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入秦

秦墨有缘，墨家在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独特作用。惠文王待墨家首领巨子腹如师，曾试图赦免腹独子的罪行、为其留后。这在严法峻律的秦国是极其少见的，说明当时墨家在秦国备受重视。墨家何时入秦，未有确凿史料，学界也未有定论，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

惠文王之前，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其实是儒、法、墨汇流的重大成果。商鞅入秦后有不短的沉默期，得到秦孝公重视、朝堂论法之后，还有数年的蛰伏期。在似乎平静的日子里，商鞅一边深入调查了解秦国社会特点，一边设计变法总体方案、推演完善变法细节，法家之术融入了大量墨家元素。日后的什伍之制、推行县制都有墨家“尚同”的深深烙印，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国家成为秦不懈努力的目标。这说明在孝公之前，墨家对秦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

孝公之前，是开启秦国复兴之路的献公，有学者认为，献公极有可能就是将墨学西引入秦的原点，甚至他本人可能就是墨家的忠实拥趸。献公曾长期流亡魏国，当时魏强秦弱，家国受辱，万般悲愤郁积在胸，时刻期待振兴长策。魏国是墨家传道的活跃区域，墨家的理念和实践高度契合秦国所需。献公经历坎坷、大器晚成，其不畏生死、执着坚韧的品行几乎是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苦行的写照。献公“止从死”是为墨家“节葬”，倡导县制是为墨家“尚同”，秦法赏罚分明，有如墨家是非之别。除了思想，墨家还给秦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技术流”，高超的工程技术和完备的防守体系刺激秦国军工体系脱胎换骨，“非攻”之攻催生了秦军防守反击的战法。

墨者入秦，墨学西传，为徘徊在低谷中的秦国注入的蓬勃力量，扭转了秦国在与魏国长期对抗中的被动局面。秦墨相融，学之用之，又超然墨家之上，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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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巴蜀

秦据关中，为形胜之地，秦有巴蜀，成从容之势。惠文王时代，秦占有巴蜀，并持续强化控制，是国力结构性升级的标志事件。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秦始终对于西南方向的巴蜀保持极大关注。自厉共公起，秦蜀开始交往，到惠文王已过百年，秦对于巴蜀之地的战略意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秦惠文王继位的第一年，就组织对巴蜀进行全面侦察，还与蜀王“偶遇”汉中，后世有“石牛粪金”的传说，足见秦对巴蜀有持续渗透活动。秦如同一只潜伏的猎豹，始终等待静候并吞巴蜀的最佳时机。

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苴相争，内斗不止，都向秦国求援，这是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此时，秦国在东线经受了五国合纵攻秦的冲击波，艰难地取得了修鱼之战的胜利。即使压力巨大，但经过充分讨论，秦决策层统一了认识，将相同时出马，司马错、张仪共领精锐，挥师南下，乘势一举吞并了蜀、苴、巴三国。

巴蜀位于楚国上游，秦可以顺水而下，攻楚可以事半功倍。其次，巴蜀沃野千里，成都盆地和汉中盆地是两大“聚宝盆”，据之可富国强兵，却不影响山东各国在中原的既有利益，可谓“闷声大发财”。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秦得巴蜀，达到了广地、聚兵、得粮、制楚四重目标，下好了大国崛起的先手棋，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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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伐齐

战国煮酒，秦、齐可共论英雄。楚、赵虽强，但秦在内心深处把齐视为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齐、秦两国隔三晋而望，各自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实力。

战国初期的最先崛起的魏国，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两次败于齐国，实际上是败于齐、秦合谋，但这不意味着齐、秦交好。三家分晋，齐、秦、楚三国鼎立，楚无大志，齐、秦暗中角力从未停止，从共克魏国到拉拢楚国，各自奇计百出。在齐、秦竞争的关键阶段，秦昭襄王和齐闵王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齐闵王自持强盛，刚愎自用，四面出击，虽然高歌猛进、风光无限，实则四面树敌、深种祸根。秦约齐东西称帝，齐灵机一动、乘机反秦。但齐为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次用兵、灭亡宋国，举世震惊，成为众矢之的。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就在电光石火瞬间。秦极其敏锐地抓住战机，暗中策动，不遗余力，促成五国联合伐齐。齐连年征战，外强中干，一触即溃，虽经田单复国，但大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弱齐之后，秦逐步发力，强势攻楚，蚕食三晋，并将整体战略调整为“远交近攻”。远交的主要目的是持续稳定齐国，使其丧失对外扩张的斗志和动力。远交是近攻的基础，如果齐国依然强盛，秦无论攻伐楚国还是三晋，齐必施以援手，不仅“近不能取”，还会刺激齐国壮大。五国伐齐，秦顺势发力，此消彼长，山东诸国皆无制秦之术，战国缓缓进入收官阶段，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三。

悟者不惑，行者不移。机遇只会让有准备者产生共鸣，因缘的种子也只能在奋斗者的土壤中落地生根，矢志力行，方有所成。三大因缘，无一错过，天眷强秦，秦不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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