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872—1964），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曾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其一生宦海沉浮，是非功过，毁誉不一。然而，他关注市政建设，首度规划改造北京旧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被奉为北京城现代化规划改造的开创者，中国传统建筑学理论的奠基人。

周恩来总理到东四八条寓所看望朱启钤老人。

改造北京旧城

朱启钤主持改造北京旧城时，稳健干练，事必果行，经过反复论证，先后完成了改北京西苑为新华门，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皇城城垣，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制订南城香厂新市区建设规划等重大项目。

在北京旧城大规模改造过程中，朱启钤率先提出了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特别是在制定古建文物测绘方案时，更是严格执行这一修复原则。1941年，出于对日军溃败时可能破坏北京城内古建筑的担心，为保证万一毁坏后能按“修旧如旧”原则修复，朱启钤筹措资金，组织人员，对紫禁城内外的传统建筑进行实地勘查，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铺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对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以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实施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详尽图纸，为北京留下了首批古建实测的珍贵资料。如今，“修旧如旧”已成为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重要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开办与朱启钤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规划、改造北京旧城的同时，为保存那些传世的文物国宝，朱启钤还创意组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1914年1月，朱启钤呈报大总统袁世凯批准，请求开办“古物陈列所”，藉以保存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传世文物，并派治格前往沈阳和承德具体办理。此后，治格奉命把运来的这些文物，利用故宫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等建筑对外展出。不久，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可以说，古物陈列所在彼时已基本具备了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同时筹建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部分内廷展示各类国宝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博物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故宫博物院”。

创办营造学社

1915年，朱启钤在主持修缮明清两朝的紫禁城，以及老北京的城门和其它一些古建筑期间，从皇家工匠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建筑的知识和技能，进而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倾注了满腔热情，并投入大量的财力和心血。他深深感悟到，中国古建筑文献亟须有识之士发掘、传承、弘扬，否则大有灭绝之虞。

1919年，朱启钤路经南京，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嘉惠堂丁氏珍藏的宋刻本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的手抄本，当即请人缩小影印，次年交商务印书馆按原本大小印行，一时广受瞩目。

1925年，以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为宗旨的“营造学会”，在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的积极倡议下宣告成立。朱启钤除了带头出资以外，还将他在北京的寓所辟为学会的临时工作场地。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利用故宫内废弃的十余间旧朝房作为学社总部，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支持学社深入持久地开展学术研究，朱启钤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中美和中英庚款经费，又委托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前往沈阳，邀请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到北平，正式加盟营造学社。与此同时，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以及活跃在财界和政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先后加入，营造学社从此声名远播。

1932年，朱启钤聘请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担任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负责搜集、校勘和编辑中国历代建筑史籍，偏重于文献研究；聘请梁思成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从事中国古建筑实证研究，重在实地考察。梁思成亦不负所托，数年间，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浙江等地，确认了隋代赵州桥、应县木塔、唐代佛光寺等众多后来闻名世界的古建筑，为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实测资料。梁思成晚年回忆，那时国内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总是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因此他们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人作向导，必要时还安排保安人员予以护送。据《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介绍，截至1937年，由梁思成担纲的营造学社法式部，除测绘故宫60余处重要建筑及北平城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走访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实地详细测绘的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为研究中国古建筑、撰写《中国建筑史》，探索出了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和完善的科学体系。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北平沦陷而停办。然而，营造学社在成立以后的12年中，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等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围绕我国古建筑的结构、用料、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此外，由刘敦桢和梁思成分别主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纲》《中国建筑史》，与朱启钤出版的《营造法式》，更成为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之作。

中国营造学社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诚如朱启钤自己所评价的：“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因此，朱启钤在民国以来的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