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剧照）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断，各路群雄纷纷而起。袁术集团作为汉末军阀的一支具有鲜明的特点。袁术集团是汉献帝前期势力最强大的军阀势力之一，它迅速壮大却又迅速失败。它是汉末唯一公然僭号称帝的集团，它的败亡对魏吴两国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袁术是“汝南袁氏”之后，出身世家大族，曾“气侠”闻名，是兼具豪族和侠者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

一、袁术集团的崛起

（1）孙坚归附

“初平元年，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藉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

董卓的暴行引发众人不满，关东群雄开始讨伐董卓。袁术屯鲁阳的兵来源，应当是虎贲旧部。郡望在汝南的袁术在南阳无亲属可凭，又无任职南阳的经历，因此这支军队不大可能是从毫无根基的南阳招募的，其来源必然是在外地。遍检史籍，只见袁术出奔南阳，而未见其返乡，这支军队来自汝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这支军队的来源只有一种可能，即随袁术自洛阳而来的虎贲军。

袁术出奔南阳原因在于董卓要强制解除其虎贲军权，此兵为袁术安身立命所凭，断不可轻易放弃，故袁术出奔很可能带上了这支军队。此时董卓急于控制洛阳并行废立之事，故其对异必军队的离洛呈容忍态度，所以前有王匡、鲍信挟兵返乡，后有袁术出奔南阳。虎贲虽为宫中禁军，却常有派出任务。虎贲中郎将马援曾赴皖城讨妖巫李广。故袁术引军离洛并非逆于常理。但应该注意到追随袁术的虎贲军仅其亲信而非全部。

青年袁绍

“孔融后辟司空椽，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

孔融于董卓议废立时三日转任虎贲中郎将当是填补袁术将兵出奔的空缺。故宫中尚存有虎贲余部，其应非袁术亲近之兵。“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口陛守口户......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口。”可见袁术所将虎贲军此时掌控着南宫的宿卫，这就方便了其南出洛阳。鲁阳有鲁山，属南阳。按《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其在南阳郡北，地接河南尹。袁术只要离开河南尹就逃出了董卓的控制范围，且大军行动多有不便，因此袁术选择依鲁山之险观洛阳之便。

袁术集团的强势崛起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孙坚。孙坚是吴郡人，出身寒微，随朱儁破黄巾，随张温讨西凉，平定长沙、零陵、桂林等多地叛乱，累建战功，此时官至长沙太守，乌程侯。孙坚杀害王叡、张咨，扩大势力控制荆州，由于受到刘表、孔伷等大族的包围和敌视才归附袁术。袁术亦垂诞孙坚兵容之盛，故向其抛来了橄榄枝。《献帝春秋》载：“袁术表坚假中郎将。”

孙坚得到袁术的任命后便进入南阳杀害了太守张咨。张咨是董卓在袁术出奔南阳后任命的太守，本身就是牵制袁术的势力，虽然＂其到官后，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但一山不容二虎。袁术与张咨俱在南阳犹如之前王叡与曹寅俱在武陵，双方必不相融。孙坚将张咨困于席间“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

此处记载显示出孙坚杀张咨前曾有停顿，待得到主簿授意后方将其斩杀。主簿所传达的上级指示自然是来自于袁术。而斩杀张咨理由即＂稽停兵，使贼不时讨＂，恰恰又印证了张咨对袁术的牵制问题。可见孙坚杀张咨得到了袁术授意。孙坚助袁术清除了南阳障碍后前往鲁阳正式归附袁氏，袁术论功行赏，＂表坚行破虏将军，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鲁阳。＂要之，孙坚杀害王叡并非源于名寒族的阶级差异而是遭到曹寅的蒙骗，孙坚由此失去了汉家归属，在非董即袁的政治大形势下，孙坚归附袁术并在其授意下斩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青年袁术

（2）二袁对峙

孙坚的依附使袁术集团实力得到扩充。“汝南、颖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加之刘表上袁术为南阳太守，承认其对南阳郡的控制，袁术在短短一年之间己然经营出一个地跨荆豫的大集团。兵强马壮的袁术集团进讨董卓。初平二年

“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警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渑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口，更击吕布，布复破走。＂

孙坚三战三胜，夺回洛阳后“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渑池间，以截卓后。”董卓全面转入战略收缩，“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董卓迂都长安并焚烧洛阳，使洛阳成为废墟，孙坚驱逐董卓后还兵鲁阳。

将董卓逐出洛阳可以说是完全由袁术集团实现的。关东群雄＂莫敢先进，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唯一两次进攻还是以失败告终。

＂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地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

董卓的战略收缩使得关东群雄开始互相图谋。先是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王化领东郡太守。”后有袁绍趁青州刺史焦和病卒“使臧洪领青州抚其众”；亦有“袁绍使太祖杀张邈，太祖不听。”；初平二年，“袁绍胁韩馥，取冀州，曹操引兵入东郡，袁绍表太祖为东郡太守”。袁绍不思讨董反图诸友，招来了不满。鲍信言：“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此时的袁绍拉巧曹操臧洪，建立起一个地跨青冀兖的集团。

初平三年：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呂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氾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

董卓被杀使在关东崛起的二袁失去了共同目标，由此转向了分裂对峙。初平二年，双方己经有了摩擦。“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公义不肯同，积此畔隙遂成。”军事冲突与政见不同的使袁术袁绍走向了对立面，双方“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由此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峙，即袁术—孙坚—公孙瓒—陶谦同盟与袁绍－曹操－臧洪－刘表同盟的对立。

刘关张兄弟

初平三年，在荆州战场，袁术与孙坚南下荆州，击败刘表合围襄阳。在东方战场，公孙瓒之前“大破黄巾，还屯磐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相应。”同时他还派“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逼绍。”—时间袁术同盟取得了绝对的战斗主动权，但形势很快急转而下。孙坚单马行岘山，为黄祖军士射杀，其兄子孙贲将兵还诣袁术。荆州局势瞬间化为均势，“术遂不能胜表”。在东方战场，公孙瓒先是在初平二年冬，于界桥不胜，次年又败于龙凑“遂还幽州，不敢复出。”而陶谦、刘备、单经的三路攻势也被曹操化解。初平三年的战事以袁术同盟双线强势进攻受阻告终。

初平四年春，袁术进军陈留，封丘之战爆发，《三国志.武帝纪》：

“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据此可知袁术与陶谦采取了联合行动，袁术东进陈留，陶谦西取任城，两面夹击曹操，形势十分危急。曹操出征之前，“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可见曹操己经抱必死之决也。曹操的战略选择正确，集中为量抗击袁术。黑山军与于夫罗均是刚被曹操击溃的散卒，故其看似兵多军众实则不堪一击。曹操置之死地而后生取得了奇效，故一举得胜并将其驱逐出境。封丘之战使袁术集团的战略中心从荆豫转向江淮，袁术也打出了“徐州伯”的口号开始图谋盟友陶谦的徐州。袁术同盟在屡战屡败中走向了解散，两大军事同盟的对峙随之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孙坚

二、袁术集团的瓦解

（1）僭号激化矛盾

袁术集团是一个以袁术亲信为核心，融合少量名士大族和诸多依附势力的大型组织。三股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袁术亲信由于处于核心地位，其对剩余两股力量自然存在利益侵夺和势力压制。名士大族由于声望甚重，故其尽管人少势弱仍然能得到袁术的礼遇。因此集团内部矛盾主要体现在依附势力遭到压制的问题上。依附势为的代表是孙氏一族。孙坚归附袁术之初即受到袁术的压制与猜疑。孙坚进攻董卓之时就曾遭到袁术不给军粮的问题：

“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阳人去鲁阳百余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言，还相嫌疑！术即调发军粮，坚还屯。”

孙坚殒命后孙贲领其兵，继任豫州刺史之职。随着袁术转战徐扬，孙策舅吴景与孙贲将兵破九江、入丹阳、讨山越，功就卓著却仅仅被任命为丹阳太守和丹阳都尉。刘繇下江东后吴孙二人被逐回江北，袁术则任命大族周尚代领丹阳。因此孙氏一族自孙坚死后就深受袁术的压制，这在孙策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己而更用丹杨陈纪......术遣策攻陆康，谓曰: 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 ’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孙策为袁术攻伐，连续与九江太守、庐江太守失之交臂，至其南下江东之时不过校尉而已。孙策破丹阳逐刘繇再立大功，袁术也仅仅是授殄寇将军而己。丹阳太守之职则由袁术从弟袁胤担任。

孙策

僭号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支能动员和凝聚支持者，但也导致内部矛盾激化，使反对者走向反叛。名士大族尽管反对僭号，但由于实力有限也只能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孙策经年之间连下丹阳吴会三郡，实力大增有了与袁术对峙的资本。在宿怨和政见不同的共同作用下，孙策自领会稽太守，引兵反叛袁术。随着袁术僭号后的两次军事失败，作为集团核心的亲信部曲势力遭到极大地削弱，诸依附势力的将部曲纷纷反叛。

“时有传袁术军乱者，太祖问夔曰：君以为信不？夔对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主，亲戚叛之，而况于左右乎！以夔观之，其乱必矣。太祖曰：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乱，不亦宜乎。”

何夔与曹操所议袁术军乱之事恰恰是此时袁术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反应，以至于袁术“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潜山，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袁术愤懑逝世后，集团失去了凝聚众人的最后一丝力量，名士大族纷纷择木而栖，袁术集团终归于瓦解。

（2）军事上的缺陷

质任制是曹魏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就是将兵在外，收其家属于内。曹操征张绣，张绣降而复叛。曹军大败，子辈曹昂、曹安民及名将典韦阵亡，事后曹操总结：“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质任制是曹操对将领和兵户进行军事管束的重要手段。袁术对集团内武将缺乏有效的军事管束，尤其是缺乏质任手段，导致袁术集团多逢叛乱。

吕布

《九州春秋》曰：

“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术走阴陵，好辞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

陈瑀拒兵扬州是袁术集团遭遇的首次叛乱。陈瑀不敌后遣其弟陈公琰请和，说明袁术并没有收纳陈瑀家属为质。袁术能够击破陈瑀在于其在封丘战败后还保存着雄厚的实力。这次叛乱并未让袁术意识到质任制的重要性，继而有了徐州之役的杨奉、韩暹临阵倒戈。曹操平袁绍后大纳质认于邺，从旧将李典到豪强臧霸乃至新降的田畴莫不遣家属居邺城。袁术不取其家属使其有后顾之忧，使杨奉、韩韩暹凭吕布数语便轻易倒戈反叛，最终导致僭号后首场战役失利，大大影响了军队士气。

袁术“喜提”玉玺

孙策反叛是袁术集团遭遇的最大叛变，直接导致蕲阳战局逆转，使袁术集团由此一蹶不振。

“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孙坚为袁术驱使之时，其妻子在庐江舒县。此时袁术在荆州，庐江尚不归袁术掌控。孙坚去世后吴夫人转赴广陵江都，此时广陵尚为陶谦之地。“策舅吴景时为丹杨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策母先自曲阿徙于历阳，策又徙母阜陵。＂吴景在江东，吴夫人遂迁曲阿。吴景孙责被刘歸逐出丹阳后屯兵历阳，吴夫人遂转历阳。至此吴夫人一直与亲属吴景在一起。迁阜陵之因史书未表，按“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记载不排除是袁术逼迫所为。不过吴夫人很快又回到孙策身边。《江表传》曰：“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賜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故孙策反叛袁术时其家属俱在身旁。

不止是名士大族陈瑀、依附势力孙氏，袁术不用质任的问题在亲信部属上也有体现。庐江太守张勋求粮于华歆所遣之人即其从弟张偕。可见袁术是在整个集团内普遍地不用质任。缺乏质任制的问题仅仅是不能保证将领的忠诚性，世袭领兵的问题则使军队私有化从而加剧了叛乱的不良影响。世袭领兵制是孙吴兵制的重要特点，孙氏作为袁术集团曾经的一部分，孙吴兵制的形成自然也深受袁术集团影响。世袭领兵自袁术时期即有体现。孙坚死后吴景孙贲领其众，孙策从袁术后亦有“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之事。不用质任和世袭领兵的做法使袁术集团对将领缺乏有效的军事管束，从而导致内部叛乱的频发，最终导致集团走向瓦解。

袁术称帝

（3）军粮供给上的问题

曹操傲视群雄，许下屯田之功不可磨灭。军粮对于古代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袁术集团的瓦解，与其军粮供给上问题关系密切。袁术集团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军需保障体系，在军粮供给问题上一直采取临时征调的粗放手段。

袁术自南阳起兵之初便采取州郡征粮的措施。“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幔于城东口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军粮大事不能自给，仰仗州郡之粮给袁术集团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性。袁术集团从荆豫转战徐扬的关键在于封丘战败，但也与之前的军粮危机有关。“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袁术转战徐扬后不思教训，依然采取粗放的州郡征调的手段。“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口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后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应答。”陆康、骆俊不予军粮，所幸袁术此时势大兵强，可武力解决二人，故未出差池。

走投无路的袁术

范书《献帝纪》记载：“建安二年五月，蝗......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在天灾的背景下，州郡征粮大大加重了平民的负担，导致了与民争粮的现象，舒仲应不忍此举，散粮还民又造成了袁术军粮短缺的问题。随着袁术主力在蕲阳大败，袁术势力大削，诸州郡多效陆康、骆俊，不予征粮，使集团一直陷于缺粮困境。袁术忧死的直接原因正是军粮短缺。《吴书》曰：

“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解。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遂死。”

袁术之死

袁术集团的瓦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松散性和随意性。军事制度的松散性使得将领得不到有效的管束，军粮得不到持续的供给，这些弊端犹如“定时炸弹”随时会引爆反叛危机和断粮危机。而在集团内部，随意倾礼依附势力导致矛盾激化而不自知。袁氏政宽即是“以宽治宽”，是东汉末期弊政的延续和发展。就此看来，袁氏之败似与何氏之败相类。何进放任下属入洛，不加约束，冒然挑起与宦官的内部争斗终落得身死败亡，二袁董卓趁势因之而起。袁术不思何氏之训，放任孙策南下，冒然僭号激化内部矛盾，终落得个道死江亭，促使孙曹二家坐大。因此袁术集团的松散性和随意性实际上是东汉弊政的诞续，注定了其衰亡的命运。

参考文献：《东观汉记校注》、《说文解字注》、《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南齐书》、《水经注疏》、《北堂书钞》、《资治通鉴》、《东汉会要》、《三国会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