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民党政府终止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使用，代之以法币作为主体货币。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发行量愈增，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无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民间恶性通胀。为挽救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国民党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总统令规定，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限制物价上涨，不想却使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社会陷入混乱。至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随之，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社会经济陷入瘫痪。为顺应社会需求，国民党政府只得重新恢复银本位，于10月10日开始重新铸造并发行银元，但又在次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1949年2月23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其中规定:“白银准许人民买卖，银元可以自由流通买卖，政府筹购白银鼓铸银元”。此时，上海、成都、重庆、云南、台湾、海南等各地区造币厂陆续奉令开工铸造银元，多为船洋和大头。从3月开始，民国二十三年版的船洋银元在上海中央造币厂率先开铸，至5月已铸造662万5千枚(图1)。

图1

1949年7月2日，已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7月3日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只剩华南、西南几个省，故所发银圆券只指定少数几个兑换点，并限量兑现，实质上银圆券仍不兑现，不能取信于民，不仅西南百姓拒用银圆券，甚至国民党军队也拒用银圆券。

图2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8日东北银行沈阳支行成立，东北人民政府选调曾在关内解放区制造过银币的周鉴祥到造币厂主管制造银圆工作。1949年，工人从模具库中找出存放35年之久的原模，对原模和新的二原模加以修饰。1949年3月，首批三角圆银币铸造完成(图2)。5月，为稳定东北地区金融市场和满足全国解放区货币流通的需要，再版生产民国三年袁世凯头像银币。到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接管原国民党的中央造币厂，改为人民造币厂。6月7日－18日，中共华东局亦决定复工铸币，生产三角圆版大头银圆11天。鉴于同时期人民银行正在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三角圆版大头银圆应该被认为是第一套人民币的特别辅币。

在西北地区，甘肃省于1948年底率先开铸官版袁大头银币。

到下一年，新疆也开铸新版壹圆银币(1949年版新疆省银元)。此时云南省为了自保，也开始铸造大头银元与船洋(图3)。其中，大头约176万7千余枚；船洋为53万5千余枚。

图3

图4

1949年10月中旬，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命令贵州造币厂铸造一种竹子壹圆银币(图4)。同时铸造半圆及20分的配套银辅币。因铸期短，铸量小，成色不足，贵州竹子壹圆银币在市面上流通时间不足1个月。但用竹子作银币图案，在近代银币中绝无仅有，如今已成为贵州银币中的名誉品种。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11月6日将“广东省第一造币厂”迁往海南岛海口市。为了给刚成立的“海南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筹集“发行兑换准备金”，利用回收的银元等改铸含银量较低、成色只有八成的仿民国九年版“袁大头”银元，随之又改铸含银量仅七成五的“孙中山头像”银元(图5)，但因成色太差，最后又铸含银量八成的“23年版船洋”银元。这三种银元质量较差，被称为“杂光”。至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海南版银元彻底停铸。

图5

1951年中共军队向西藏进军，1951年—1956年4月，进藏部队在西藏共发放低息和无息农、牧、手工业贷款138万多银元。期间，因带去的银元不敷使用，自内地各处收集旧银元、银器在成都设厂制作旧版之袁大头银元。

1951年2月，中共西南局决定在成都造币厂铸造袁大头，于当年3月试铸，4月正式生产，1954年以后停铸。从1951年4月－1954年初，生产铸造三角圆版大头银币。到1959年3月西藏爆发武装叛乱，大批藏人逃亡印度、尼泊尔，这批银元大量流到境外。笔者在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检视过好几批银元，发现几乎全是袁大头，其中有一版式特别多(图6)。

图6

1948年到1954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由于内战因素，所谓“法偿信用”货币的弊端彻底暴露无遗，货币最终只能回归其原始的面目－实物货币。因此国共双方都开始铸造银货币，且大多是铸造原来的老版本银元而不予开发新的品种。只有地处西北边境的新疆，在1949年5月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为应付市面之急需，令省造币厂铸“壹圆”银币(图7)。至当年9月25日中共军队和平接收新疆后，中共当局同意继续铸造流通新疆“四九”版银币(图8)。

图7

图8

与此同时，迪化(乌鲁木齐)的水磨沟机器局还在铸造新疆版的袁大头，该品种国共双方也都做过，作用各不相同:“四九”银元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发行；而疆版大头主要面向军政官员，尤其是欠饷甚巨的十来万国军官兵发行。中共政权接收新疆后，除自身带来的三角圆版大头外，水磨沟造币厂亦继续铸发“四九”银元和疆版大头(图9)。到1951年10月1日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统一全省货币时，这些新疆银币才停止流通并被限期回收。

图9

国民党政府虽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元总数约14214万元，却失去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其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丧失殆尽，这笔巨额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作者：姚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