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对于“管鲍之交”的鲍叔牙并不陌生，他是齐国的“大夫”。
当然古代的“大夫”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夫”，它是古代的一个官阶。先秦时期，国君下面设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
清朝时期，徽州著名盐商“鲍志道”，便是鲍叔牙的后人。不过，既然鲍叔牙的世袭封地在齐国（即现在的山东境内），那为什么鲍叔牙的后人鲍志道却又是徽州人呢？
西晋太康年间，晋武帝司马炎封他的弟弟司马攸为齐王，齐王司马攸见鲍叔牙的后裔“鲍伸”，为人品性高洁，才高八斗，十分欣赏他。于是推荐鲍伸为“国子学”的“博士”。
古代的“太学”，把祭祀、学习、议政等事务都混在一起，到汉代，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在京师设立“太学”，为国家的最高学府。设五位博士，为学生讲授儒家经典。
到晋武帝，又设立了与“太学”并立的“国子学”，设博士五人，职位正五品上。鲍伸因才华出众，被齐王推荐入国子学担任博士一职。
不久，鲍伸又转任“度支尚书”，主管国家的财政税收。由于工作出色，得到了朝中上下官员的一致肯定，又被朝廷任命为“护军都尉”，带兵治理“新安”。
新安是徽州的古称。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就是今天的歙县“徽城”。
鲍伸虽然在新安镇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老了还是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鲍伸在新安镇守了四十一年以后，他的儿子“鲍弘”被朝廷任命为新安太守。
此时正是“永嘉之乱”以后，很多士族“衣冠南渡”。于是，鲍弘也携带一家老小，从山东南迁到了新安的城西居住下来。鲍弘，便是新安鲍氏家族的始祖。
到了南宋时期，鲍氏后人“鲍荣”，时任“文学”一职，主管教育。他看到新安的“棠樾村”，风景优美，环境宜人，于是在村中建起了一所别院“掌书园”。鲍弘还把他的妻子葬在园内。如今，村中的掌书园依然还在，是村里鲍氏始祖的墓园。
后来，鲍弘的曾孙“鲍居美”，干脆把全家从新安的城西彻底搬入了棠樾村，从此以后，鲍氏家族开始聚族而居，耕读人间。鲍志道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商帮的出现，是中国工商业的一件大事。明清时期，最出名的商帮是“晋商”和“徽商”。而他们的崛起，都是与“盐业”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为了防止夷狄卷土重来，所以把国防重点放在了北方。当时，长期驻扎在边防的官兵有80万名士兵、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多的在山西大同一带。所以，每年消耗的军费要上千万两银子，使朝廷财政不堪重负。
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对山西运城地区的“河东盐场”实行“开中制”。
宋代时期，对于暴利性较高的盐业，是实行“钞引制”，即商人向官府缴纳一定的钱和物，换取一种凭证，然后凭证去指定的机构支取食盐。
杨宪提出的“开中制”即是在钞引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规定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就必须运粮或其它军用物资到北方边疆去，以粮换引。然后再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
这种“以盐养兵”的制度一实行，便让这些山西收粮贩盐的商人，因为交通上的便利，成为了带有地域性的商人群体——晋商。
弘治五年（1492年），两淮地区的盐业逐渐兴起，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了盐政变法，他提出了“开中折色制”。也就是说，商人再也不用到北部边疆去纳粮换取盐引了，可以在内地的盐运司换取盐引了。
这一制度的改变，使得独享了长达120年之久的晋商，失去了地理优势，不得不举家迁入扬州。而扬州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使扬州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盐商之都”。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地域性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
自徽商崛起之初，鲍家子弟十二世祖“鲍汪如”便开始外出经商。从事的是运粮贩盐的生意，家业逐渐富裕起来。
到明朝嘉靖年间，鲍家的十六世祖“鲍象贤”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鲍象贤可以说，是棠樾鲍氏家族光宗耀祖第一人。从此，鲍氏子弟开启了经商和科举并行的两条路。
当鲍氏家族传到二十四世的鲍志道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
鲍志道原名廷道，字诚一，号肯园。父亲从小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以后能够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可是，自弟弟鲍启运生下以后，家里更是举步维艰。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一岁的鲍志道只得中断学业，去外面学习经商。就像其他的同族子弟一样，从此背上一个小包袱，出外闯荡。
走的时候，鲍志道去告别母亲，这位母亲眼看着儿子还这么小，就得出去经商，心里十分难过，可家里如今已是一贫如洗，就连给鲍志道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鲍志道的母亲跑进屋里，从压箱底拿出了一顶鲍志道婴儿时期戴过的帽子，把上面系着的一块铜板取了下来，递给鲍志道说：“儿啊！家里只有这一文钱了，从今以后，我们家里以后就全靠你了！”
鲍志道接过母亲给的一枚铜钱，虽是小小的一文钱，却觉得重若千金。他发誓，此番出去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其实，关于“一文钱”的故事，还有很多版本。清末“许奉恩”所著的笔记小说《里乘》，里面也记载着一个“一文钱”的故事。
有两位徽商甲和乙，本来带了许多资金一起来苏州做生意的，没想到两人因为留恋妓女，把身上的钱一下子挥霍一空，竟然沦落到白天靠乞讨为生，晚上就寄宿寺庙。
一天晚上，甲徽商从身上摸出了仅有的一文钱，气得想扔掉，乙徽商连忙抢过去说：“我有办法了！”
第二天，乙徽商用一文钱买来面粉，用水调成浆，然后将草缠竹片上，用纸糊上去，再粘上捡来的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个栩栩如生的禽鸟玩具。拿到市场上一转眼就卖光了。
就这样，两人夜间制作纸玩具，白天销售，不到两年，甲乙两位徽商就累积资金数万。于是，两人便到苏州开了一间布店。为了不忘此店所本，便以“一文钱”为店名，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
后来，“一文钱”的故事被画在了《点石斋画报》上，尽管画报上的故事发生地点变成了“广东”，但也说明了，“一文钱”的故事，在清代流传还是挺广的。
不管故事是否可信，但徽商的这种以小起本、艰苦创业、灵活经营、绝处逢生的生意经历却是真的。
少年鲍志道因为没有路费，只好一路乞讨来到了江西鄱阳县，通过同乡族人的介绍，在一家商铺开始做学徒。
慢慢地，鲍志道学会了许多的经商之道，也积攒了一些小钱。他离开了鄱阳县，开始辗转在金华和扬州等地做些小生意。
此时正是徽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专业化的大型市镇，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镇、织布的江苏盛泽镇、纺纱的浙江南浔镇等。
在这些繁荣的城镇里，鲍志道到处可以见到徽南的老乡。从清初开始，便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同是徽州的民国思想家“胡适”在文章中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村落变成了小市镇。”
徽商的经营业务主要以盐、典当、茶、木材为主。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人；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黟县人多布匹和杂货商。
此时的扬州，是盐商的大本营，大都是鲍志道的同乡歙县人。而且，当时的“首总”盐商领袖，正是歙县最著名的盐商“江春”。
不久，一起轰动全国的“两淮盐引案”被曝光。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之间，盐政史共为盐商共多引了纲盐442万余道，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以外，另得“余利”1092万两银子，这部分应该上缴朝廷才对。
这起盐案，本就是一件公开的官员勒索事件，盐商与官商之间，早已达成了默契，在过去的20年里，盐政史为盐商多开盐引，而历任盐政官员们的衙门开销，和他们的私人物品费用，都由盐商代付。
最终，盐商被迫当年补缴盐税127万两白银，其余的800多万两分8年缴清。致使扬州许多盐商大伤元气。
扬州盐商吴尊德，也是歙县人。为了度过这次“经济危机”，打算招聘一个精明能干的“经理”帮他打理生意，以挽回更多的损失。此时鲍志道也正好打听到这个消息，来扬州应聘。
通过层层考试，吴老板最后请通过了初步考试的人吃馄饨，说要好好犒劳大家，大家都十分高兴。
第二天，那些通过初试的应聘者，都到店里来打听结果，吴老板给大家出了最后一个面试题目，问：“昨天的馄饨一共有多少只？一共有几种馅？每种馅各有多少只馄饨？”
大家听了这个题目，都傻眼了，昨天都光顾着吃了，哪还记得那么多？只有鲍志道从容不迫地把答案一一说了出来，令吴老板大加赞赏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并当场聘请鲍志道为经理。
自鲍志道在吴氏旗下的盐业做事以后，无论是眼界还是交际面都更为广阔。而且他做事认真，乐于吃苦，把吴氏盐业管理得井井有条。
扬州是盐商之都，而且盐商又基本上鲍志道的同乡。所以，鲍志道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关系网，而且对盐业的经商之道也非常熟悉。
经过几年的历练，鲍志道终于在这个老乡云集的盐业中间闯出了一年新天地。他自立门户，不久还被众商推选为两淮盐务的总商。
扬州自古就是一个“销金窖”，是古代全国最奢靡的城市。
清代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曾记载两个故事。
一则：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
另一则：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
“万金随风散去“、“三千金流于水中”，可见，当时的扬州奢靡之风是多么严重，而这种现象，尤其是晚明和清朝中期更甚。李斗还在书中写道：“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
不管扬州城如何的繁华和奢靡，鲍志道发达以后，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上：
一，兴办教育，培育同族子弟考科举。
兴办教育是所有徽商最为骄傲的传统。他们以“程朱阙里”自诩”，明清两代，徽州一共考取了28个状元。
鲍志道在家乡出资修建了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并大力扶持同族子弟攻读科举。
鲍志道的家乡，也是徽商最集中的歙县，在清代一共出了5个状元、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15个内阁学士、296位进士。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在中国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徽商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商”。
二，“以商致富，以宦贵之。”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是鲍志道的保全之道。他认为，一个商人，当获得了财富以后，就必须要投入资金，让子孙后代走向科举，成为权势者。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家族的荣华富贵。
鲍志道生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鲍漱芳”一直跟随他经营盐业，二儿子鲍勋茂便奋发图强，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使鲍家在政商两道无人可憾。
中国古代商人，从来都是与官员互相依赖，各取所需。为了达到政商合作，除了鼓励子弟参加科举，还有些采取与朝廷官员联姻，甚至用金钱贿赂。
三，重建宗族世家。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宗族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制度。
与所有的徽商一样，鲍志道成为富商以后，也开始在家乡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他修建了“世孝祠”和“清懿堂”。世孝祠是供奉鲍氏的孝子，而清懿堂供奉的则是女主。打破了“女子不能入祠”的先例。
棠樾鲍家最具特色的便是鲍家历代修建的七座大型牌坊，是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的石牌坊，是现如今国内知度最高的牌坊群。
鲍志道最后完成的一项最重大的工程，就是重修鲍家祠堂——敦本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朝嘉靖末年，到清代嘉庆时期，已经破败不堪。于是，鲍志道与儿子鲍漱芳开始重建祠堂。
建成以后，祠堂左右两壁分别刻了徽州著名理学家“朱熹”书写的“忠孝节廉”。
1801年，敦本堂完工了，鲍志道也在这一年去世了，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块新牌位。还有当时最具才名的纪晓岚亲笔为他作传并撰写墓表。
鲍志道的一生是完美的。他少贫而有志，豪富而乐善，家足而子贵。无论是在官府还是商道中间，他都受人尊重。他的美名一直在家乡被后人颂扬，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处的年代里，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情。
参考资料：陈玲著《忠孝仁义话春秋：鲍志道与鲍氏家风》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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