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舒翰在唐玄宗天宝中为陇右节度使，拓地数千里，威名著于西陲。时人歌道：“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却，更筑两重濠。”称赞他战斗勇决非凡。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攻逼潼关。玄宗派在长安养病的哥舒翰为太子元帅先锋，率军二十万，出关攻安禄山。哥舒翰兵至灵宝西原，为安禄山将军崔乾祐伏兵所败，丧师大半，为其将火拨归仁所挟持至洛阳降于安禄山。潼关失守，玄宗弃长安西逃，至马嵬发生兵变，杨贵妃、杨国忠被杀，唐由盛转衰。

杨贵妃像

马嵬坡杨贵妃墓

哥舒翰为镇守西边名将，威名甚重，何以会如此一败涂地？其关键在于君、相与将帅间的矛盾，最终却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历史悲剧。玄宗时期，唐边军重兵在北方：东北部重镇在幽州，节度使为安禄山，中部重镇为太原节度使及朔方节度使，西部重镇为陇右、河西节度使，各拥重兵，尤以东西两镇兵力最为强盛。朝廷控驭边将，通常是使用相互制约来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宝中，玄宗和宰相杨国忠为防范安禄山反叛，倚重哥舒翰，以抗衡安禄山，两人有矛盾，则予以调解。天宝十四载，当安禄山自幽州发兵，一路上渡黄河、进逼东都之时，玄宗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至洛阳，募兵得六万人，但此时天下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常清所募兵多为市井之徒，怎能抵抗得幽州精锐突骑，常清失败于上东门，再战，败于都亭驿，又战，败于宣城门，乃率溃兵退至陕，适逢领兵前来增援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于陕。他对高仙芝说：贼锐甚，难于争锋，潼关无兵可守，不如急还潼关守御，以捍卫京师长安。仙芝遂与常清退守潼关。

安史之乱

当初，哥舒翰攻打吐蕃石堡城，取得胜利，派遣属下都知兵马使张擢到长安奏事。张擢见杨国忠专权好利，势力熏天，便对杨国忠纳贿交结，求请提拔。杨国忠意欲拉拢张擢以制约哥舒翰，乃除张擢为剑南节度使。此时正值哥舒翰入朝奏事，张擢有恃无恐地去辞别，哥舒翰恨他卖主求荣的两面作风，命部下缚住张擢，数其罪行，予以杀害。哥舒翰这样擅杀大将的做法，显然是轻视朝廷的抗命行为。但由于需要倚仗哥舒翰以抗衡安禄山，朝廷对此事不了了之。杨国忠则认为哥舒翰矛头针对着他，觉得哥舒翰难以制驭，心中却存在着老大的芥蒂，此为君、相与哥舒翰矛盾开始的一个原因。

安禄山兵逼潼关，玄宗命皇太子李亨为监国、征讨安禄山元帅，总率诸军，以哥舒翰为元帅先锋，率河、陇、朔方及浑、契苾、奴剌等部族兵合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春，哥舒翰击退了进攻潼关的安禄山军前锋，固军自守。

玄宗对弃地东都的封常清及不战自退的高仙芝采取了严厉的处置。下诏旨把他们处死以警军。但封常清在敌强我弱时力战而退，若论罚治罪，削去军职，白衣从军效力也就可以了。可是玄宗却加以重刑，军前斩首示众。高仙芝退军，是他在前方得知军情虚实，估量形势无法对抗的情况下，主动撤退，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情瞬息万变，他有权可以随机应变，作出决定。玄宗处于深宫，只是得到监军使说他“弃陕地数百里，私吞赡军盗资粮”的奏报，便偏听偏信监军的话，又诏命把高仙芝同时处死。临敌擅杀两位大将，这是犯军事上的大忌。此非常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属下官军的士气与斗志。此为君相与大将在战略攻守上矛盾激化的第二个原因。

哥舒翰在守潼关时，重兵在握，他因与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有宿恨，假造安思顺与安禄山私通军情的书信，上书奏陈安思顺十大罪状，请求玄宗诛杀。玄宗把安思顺及其弟赐死。杨国忠觉得哥舒翰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由此对哥舒翰心生猜疑。

杨国忠

太子李亨对杨国忠的专权有戒心，安禄山造反的理由便是“清君侧”，诛讨杨国忠。李亨一旦拥有了军权，若与哥舒翰结合起来发难，这对杨国忠来说乃是身家不保的腹心大患，杨国忠无论如何是要阻止和反对的。他竭力劝说玄宗权力不可移让。又请出杨贵妃，向玄宗哭哭啼啼，要玄宗收回成命。玄宗也不愿做无权力的君主，他出尔反尔，收回了以前太子监国的任命。这样，李亨仍留在宫中不出。这时事态的发展使在潼关的哥舒翰处于攻守两难境地。幕僚们对哥舒翰说道：“禄山本以诛国忠故称兵，今若留卒三万守关，悉驱精锐度浐水诛君侧，此汉挫七国计也。”哥舒翰心有所动，等待着太子的到来即可谋定，但事情变卦了。太子不来，便师出无名。

杨国忠老谋深算，反而派遣心腹部属杜乾运统率剑南列将及一万余名的招募军队，屯兵于灞上，以防止哥舒翰发动兵变。他的理由是“大兵在潼关而无后殿，万有一不利，京师危矣！”玄宗当然是同意了。但哥舒翰确认这是杨国忠针对着他的非常行动，便以商量军事为由召杜乾运至潼关并斩首于牙门示众。杨国忠得知杜乾运被杀对他的儿子说道：“吾无死所矣！”他惧怕哥舒翰的心境暴露无遗。这件事直接激化了君相与主将间的矛盾，这是第三个原因。

哥舒翰年老体衰，患有风痹，两腿行动不便。他也知道安禄山军队锋不可当。早在玄宗要他出征时，他三番两次推辞不敢当此重任，经玄宗再三勉慰，哥舒翰才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到了此时，哥舒翰也正料到玄宗、杨国忠对他的猜疑，心中“亦不自安”。因为他与东宫之间并没有连谋串通，他在等待时机到来。由此，“王师坚守潼关，不轻易出关作战是上策。”但他的主张连奏数次，不仅不为玄宗所接受，反而激怒了玄宗，认为他迁延不决，贻误战机，另有异图，就不断派遣敕使，严命限时开关出战。“使者促战，项背相望。”这无异是一道又一道的催命急符。

哥舒翰一生征战疆场，在军事上料敌有着丰富的经验，当“君命如山”之际，他不得不率军出战，可他却是被动的“恸哭出关”。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多么悲壮而又凄惨的场面啊！

开关出战的结果，不出哥舒翰所料。大军进到灵宝西原的狭道时，遭到安禄山精锐军队的伏击和追杀，士卒无心应战，纷纷择路而逃，渡黄河溺死以及过潼关深沟三个坑道时，士马又自相挤压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及哥舒翰退回潼关收拾散卒时，仅存数万名而已。哥舒翰还欲挣扎着守关，愿效高仙芝之死，尽臣子忠节。其时，为属下胡将火拨归仁所劫持，他对哥舒翰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恃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火拨归仁把他绑缚在马上向安军投降，后哥舒翰被械送去洛阳。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潼关失守，这是由一连串的政治事由渐次造成。除了安禄山军队的强悍骁勇外，政治上君相与将帅的矛盾、不和、猜疑、冲突造成了军将和士卒军心不稳、毫无斗志，这不是军事上偶然的失败，而是政治上决策失误的必然结果。

安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