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后，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元称宋，开启了南北两宋的时代。这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在各种以赵匡胤为原型的评书、戏剧和小说中都有所演绎。可是在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却发现当时赵匡胤并非唯一觊觎后周政权的军阀将领，也不是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他能够在政变中成为皇帝，完全是得利于后周世宗柴荣对其它武将的猜忌和防范，使他有了从中渔利的机会。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柴荣猜疑张永德和李重进，让赵匡胤渔翁得利的故事。

从唐末开始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以军阀为主体治国的时代。在这一百余年的时期中中原各地军阀混战，大唐帝国被分裂成了无数军阀和节度使的私人地盘。他们手中握着强大的军队，通过军队对私人地盘进行统治，肆意发动战争，谋取各自的私人利益。皇帝只是各个军阀和节度使集团推举出的代表，甚至是傀儡，朝廷的政务也必须按照这些军阀们的意志执行。因此朝廷的大权往往被各地的军阀和节度使垄断，诏令不出城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每次政权交替都会造成政治动荡，觊觎皇权的军阀和节度使不惜发动政变。

在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上述的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也因此造就了不少短命王朝。后周世宗柴荣上位后致力于改变这种乱世格局，想要统一战乱纷飞的中原大地，于是在后周朝廷推动了文官政治的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以文人治国的传统来代替原来的军阀和节度使，使这些强权人物的权利受到监督和控制。既见少了这些人对国家和皇权的威胁，也让国家的政治趋于平稳。柴荣的改革是富有成效的，各地的军阀和节度使的权利被大肆限制和削弱，文官掌权的朝廷也能够有效的控制军事政变发生的风险。

在后周的军阀和节度使中，对柴荣皇位威胁最大的便是张永德和李重进。这两位不仅是柴荣手下的大将，同时也是后周外戚，在军阀集团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后周开国皇帝是太祖郭威，然而郭威的儿子在他起兵反汉时被杀，作为养子兼侄子的柴荣才得以成为储君，并即位成皇帝。而张永德则是郭威的女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两人都是柴荣竞选后周储君时的竞争者。在郭威立柴荣为储君之前，张永德和李重进都是呼声比较高的人选，朝廷和军方各有支持。最后是郭威力排众议立柴荣为晋王，确定其储君地位。

郭威临终前召见了这三个最亲的人，让李重进和张永德向柴荣行君臣之礼，确立了后周皇位最终的人选。柴荣当上皇帝后也大肆加封李重进和张永德，使其分别执掌侍卫亲军马步军和殿前亲军，使其成为后周军阀中有数的后起之秀，能够与符彦卿等一帮老军阀抗衡。在后周和北汉的高平之战中，李重进和张永德立下战功，再加上其姻亲的关系，于是受到柴荣的屡次加封。李重进更是得到"使相"的地位，集朝廷的平章事和外镇的节度使为一体，大权在握。然而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柴荣的皇权稳固，却对他文人治国的改革形成阻碍。

从国家大势来讲，柴荣治国时是不断的在削弱各地军阀和节度使的权利的，这也对李重进和张永德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柴荣的存在，这两位不可能起兵造反，但他们在军队和朝廷中的影响力却能够左右国家的走向。因此柴荣虽然给予了这两位很高的地位和财富，但并不能完全放心。他也通过朝廷官职的安排，军队权力的制衡，各地驻军的调动，对上述两人进行防范。这种防范措施中其作用的两个重要人物就是枢密使王朴和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他们两人在朝廷和军队方面限制了各地军阀的权力，降低了军阀叛乱的风险。

在柴荣去世前，为了防止自己去世后张永德夺取皇位，他有借故收取了张永德在殿前司的兵权，将指挥权交给了赵匡胤。在柴荣看来，如此李重进带兵在外有各路节度使制衡，又有枢密院掣肘，发起叛乱的可能性不大。张永德被夺去兵权，只能赋闲在家，也没法夺取皇位。这种情况就能保证柴宗训顺利继承皇位，成为后周第三个皇帝。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柴荣最为信任的赵匡胤却辜负了他的托付，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夺取了后周政权。这种情况完全出乎柴荣临终的布置以外，打了后周朝廷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张永德失去兵权，而李重进又驻军在外，根本没人能阻止赵匡胤上位，使得他能够顺利的完成政权更迭，建立大宋。虽然后来李重进找机会联合泽潞节度使李筠起兵反抗，但终究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况且赵匡胤上位后迅速拉拢了各地的军阀和节度使，在军力上占有优势，李重进的反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赵匡胤的上位从形势变化来讲，完全是柴荣过度防范张永德和李重进的结果。他忽略了最信任的赵匡胤也是军事贵族出身的事实，才使得赵匡胤有了渔翁得利的机会，使得后周发生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