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西北地缘局势严峻，西北边患严重，但西南地区的稳定也不容忽视。清初将主要精力放在西北边疆问题的解决上，对西南地区的局势则无暇南顾。只是任用吴三桂镇守云南，并袭封大量土司。随着吴三桂势力坐大，土司日益骄纵，成为危害西南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北部边患的解除，朝廷开始留意西南问题，并确立稳定西南边疆、安边守疆的基本策略。这一策略对西南局势的发展及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吴喜、杨永福的《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其治策》[1]—文从治策的角度探讨了清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罗婵《清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2]—文指出清政府通过撤藩和改流，从选官、保甲及教化方面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李世愉《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和控制》[3]—文，指出改土归流在清朝治理云南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清朝治理西南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是西南地区统治最深入、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这与清政府对西南局势的判断及其所营造的稳定局势是分不开的。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有重要的历史启示。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本文认为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清初统治者对西南局势的分析及其西南治策的确立

清朝初年西南局势并不稳定，其主要表现有二。

1．吴三桂坐大，危害地方社会

顺治十六年（1659),清朝开启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时洪承畴上疏：“云南山川峻险，幅员辽阔，非腹里地方可比。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4]建议“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清世祖遂诏命吴三桂镇守云南，并谕吏兵二部：“凡云南省文武官举黜及兵民一切事，命三桂暂行总管，俟数年后补授，仍照旧例。”[5]由此开启了吴三桂坐镇云南的历史。吴三桂被赋予较大权力，“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俟数年后，该省大定，仍照旧令各官管理”。[6]名“暂管”，实“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7]又以“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着平西亲王管理”。[8]“两省官职听其选择题授”[9]。吴三桂在云南由此坐大。吴三桂统治云南期间，在西南地区制造不少麻烦和动乱。由于清廷将重心放在解决西北蒙古问题上，只求暂时稳定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无暇顾及吴三桂。正是在“羽书旁午，朝廷假以便宜”的特权下，吴三桂势力逐渐坐大，“西选”之官遍天下，“骄恣尤甚”，成为日后西南边疆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顺治十七年，云南因军饷过多而引起朝臣撤军的议论，吴三桂以云南边疆未宁为由予以拒绝，并指出云南地区不稳定的隐患在于：“李定国、白文选等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煸惑，遍地蜂起，其患在肘腋；投诚将士岂无系念故主者？边关有警，携贰趁机，其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粮腾踊，输挽络绎，耕作荒而逃亡众，养兵难，安民亦难。唯及时进剿，净尽根株，乃一劳永逸之计”。[10]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朝廷开始留意西南局势。为探知清廷态度，吴三桂上疏康熙帝，请求撤藩，“所部繁重，昔自汉中移云南，阅三岁始毕。今生齿弥增，乞赐土地，视世祖分畀锦州、宁远诸区倍广，庶安辑所得”。[11]康熙帝撤藩决心坚定，“三桂蓄异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12]康熙十二年（1773)九月，康熙帝下达撤藩诏书，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反清，国号“周”，迅速占领云、贵、湘，并煽动少数民族同时反叛。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称帝，秋，病死。孙吴世墦称帝，号“洪化”。康熙二十年，清军趁机进攻贵阳和云南，十月，灭吴周政权。

吴三桂统治云南期间专横跋扈，造成了西南社会的动乱。“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载，位尊权重，收召人才，树立党羽，命吏不为用者，辄厄去之。凌雪诸土司，草薙禽猕，阳居拓地之功，而阴擅其利。诸水陆要冲，遍置私人榷敛市货，潜积硝矿诸禁物。诡称边警，要挟军需，以示饷不可裁。日练士马，利器械。云南十镇大帅及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辈皆旧部将，为之腹心。应熊尚主京师，朝事大小，飞骑报闻。久益跋扈，所为多不法”。[13]“三桂挟封疆以重，张皇边事，自负万里长城，镇将欺督抚，三桂欺朝廷，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重劳王师伤财所不顾矣！”[14]

2.土司众多，西南局势动荡

明中期以后，土司势力的膨胀，已影响到西南地区的稳定。但清初统治者同样是无暇顾及。正如顺治帝所言：“滇黔阻远，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而远人未喻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爱民本念……各处土司已归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至意”。[15]清朝承袭了明朝承认土司的统治，“嘉其向化，仍予世袭”。[16]清初政权为获取支持和认同，对土司采取招徕态度，“命在事诸臣加意招徕，予以新敕印，归者毋即收缴，则归我者必多”。[17]在平定三藩之乱之立功的土司也予以承认。于是，清朝初年西南地区便保留了大量土司。

由于清初西北边防压力严峻，清廷将重心放在西北边防，对西南地区的情况鲜有留意。随着土司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势力逐渐坐大，形成了威胁西南地区稳定的重要隐患。为此，朝廷关于土司危害地方社会的上疏不断出现。雍正二年，雍正帝特颁谕旨：“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8]土司不但残酷盘剥土民，还造成了地方社会的动荡。“今之土司，无异古之封建。但古制公侯不过百里，今之土司之大者延袤数百里，部落数万余，抢劫村寨，欺压平民，地方官莫之敢指”。[19]有些土司还威胁到了地方统治。乌蒙、镇雄土司，“在土司中尤为强横不法，其为地方之患，乃天下共知者，大臣等奏请改土为流者甚多”。[20]“苗疆当贵州、湖南之境，叛服靡常，历朝皆剿抚兼施”[21],“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钟、镇雄陇庆侯尤强悍”。[22]在四川大凉山地区，“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叛则出掠，掳汉民作奴，遇兵散匿”。[23]在川滇黔的相连之地，“土蛮不耕作，专劫杀为生，边民世受其荼毒；疆吏屡请其改隶，而枢臣动倭勘报，弥年无成划”。[24]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上奏：“苗倮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掠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统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25]等等，关于土司危害地方社会，造成地方动荡的奏疏不断出现。

清初在西南地区派遣吴三桂坐镇云南，以及保留大量土司是基于当时的地缘形势下的权宜之策，其主要目的是“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26]即安边保疆，确保西南稳定以解除朝廷西南后顾之忧。因此，清朝前期在西南地区的策略是稳定疆域、保土守疆。三藩之乱平定后，土司林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清前期严重威胁西南疆域稳定的隐患。为铲除隐患，稳定西南局势，清朝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方略。

二、清朝的西南应对方略

为稳定西南局势，清朝在西南地区主要采取以下方略。

1.改土归流，剪除隐患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西南边疆的稳定于清廷至关重要。当西北边患解除后，西南边疆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西南边疆经历了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及吴三桂统治期间的动乱，经济凋敝、社会动乱。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土司成为威胁西南疆域稳定的隐患。

鄂尔泰上任后便指出，土司是西南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27]”提出改流对策，指出改流重点为四川所辖东川、乌蒙、镇雄土司，广西所辖南宁、太平、思恩、庆元府下诸土司，云南西南界澜沧江内外诸土司，以及贵州苗疆地区。这些地区皆为清廷统治薄弱或统治所不及之区域。东川等土府地处云南、四川交界处，朝廷长期鞭长莫及，土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其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南宁等地诸土司，由于“黔、粤以牂牁江为界”，有事“文武动辄推诿”；云南澜沧江内外诸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迄明，代为边害”。苗疆地区“为顽苗盘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人遍加剿抚不可。”并指出“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这些地域由于统治的不深人,成为动荡的核心区。鄂尔泰提出改流方针：“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希望通过改流，“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查地方”。[28]

雍正朝改流分三个阶段。雍正四年前为第一阶段，改流重点为个别残暴之土司，如云南丽江土府和威远土州，以及广西的上林长官司、安隆长官司、永顺长官司和龙州土司等，改流地域主要为云南和广西。雍正四年至九年为第二阶段，是为改流髙潮期。“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29]此阶段改流规模大，改流数量多。改流重点为云南和贵州，广西和四川其次。雍正九年后为第三阶段，重点区域为湖广、四川和广西，同时大量推行善后措施。

雍正朝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可谓是力度大、规模大，对大、中土司及拒不服从的土司进行了改流，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改流后大量土司被废除，剩下的部分土司，主要分布在对边疆和对封建统治影响不大的偏僻之地，且大部分级别较低。此次改流沉重打击了土司的地方势力，稳定了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稳定西南局势，清政府在改流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使其管理更加深人和有效。

2.和平处理对外关系，确保西南边疆稳定

从地缘政治关系来说，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接壤，清廷与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西南局势的稳定。鉴于“滇省东接东川，西接猛缅，北距蒙番，南达安南”，有人建议“臣等量地设防，从长布置，务使无事分扼要害，有事犄角相援，然后可经久而无患”。[30]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南巡抚刘藻上奏：“至开化、普洱、永昌等府皆与交趾、南掌、缅甸为邻。年来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然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惟在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害，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31]可见，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西南局势的稳定。

清朝承袭明朝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间建立宗藩关系，实现安边守疆之目的。顺治四年，顺治帝诏谕：“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逻、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32]同年再次颁诏，招徕琉球、安南等国。顺治十七年，安南遣使入贡，请求清朝予以承认，次年清朝敕书安南黎氏贵族，约其“永作屏藩，恪守职贡”。康熙五年(1666),清朝赐安南封印，再次肯定双方关系。1884年法国占领安南，双方间的宗藩关系方告结束。

缅甸在清初曾接纳南明流亡政权，后政变，把永历帝献给清军。三藩之乱平定后，“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许以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33]清廷承认木邦、猛密等土司属缅管辖的现实。雍正七年，清廷拒绝整迈土司内附的请求。乾隆十年，木邦土司要求贡，地方官员认为木邦土司在明末以来一直属于缅甸，不便允许，予以拒绝。对于清廷此举，一方面是避免插手缅甸事务引发边界纷争，另一方面则是妥善处理对缅关系，确保西南局势的稳定。乾隆三十二年（1767)及三十四年，中缅边境纠纷，清廷两次出兵征讨。乾隆五十三年，缅甸上书表示愿意臣属。五十五年，清廷予以册封，正式建立宗藩关系。1858年英国占领缅甸，宗藩关系结束。[34]

整个清朝期间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和平友好的，清廷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基于西南边疆安边守疆策略的考量。对于这一点清廷统治者是有清醒认识的，雍正帝在鄂尔泰奏报老挝求贡折上批示：“朕之所喜，非外国之纳款，盖以此国内附，则镇沅新定一带地方可永保无虞矣”。[35]其真实目的显露无遗。

3.重划川滇黔交界区，实现有效控制

西南地区情况复杂，尤其是川、滇、黔交界处，长期成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但这一区域战略地位非常险要，为重要交通线必经之处，同时这一区域民族情况复杂，中央王朝的统治并不深人。相连地区常视其为动乱的根源，并危及整个西南局势的稳定。如“乌蒙土府与东川接壤，骄悍凶顽，素称难治。不惟东川被其杀掳，凡滇、黔、蜀接壤之处，莫不受其荼毒，而且产富田肥，负固已久，若不早图，终为日患”。[36]有鉴于此，清廷加大对这一区域的整治和控制。

鄂尔泰上任后便留意到了这一区域存在的隐患。雍正四年鄂尔泰在《敬呈东川事宜疏》中提出调整川滇黔疆，归并事权的建议。康熙三十一年，清廷将东川府改土归流，划归四川省管辖，但从地缘形势上看，成都与东川府相距甚远，“一切事宜倶有鞭长不及之势”；且东川府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兼之土人凶悍，专事劫掠，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故自改土以来，历今三十余载，风俗仍旧，贡赋不增”。这一调整并未收到实效。鄂尔泰认为“是川省之无济于东川，而东川之无益于川省也，明矣。”并建议将之改隶云南省。“四川东川府与云南寻甸州接壤，应改隶云南，就近管辖”。[37]东川被划归云南管辖。五年，四川所属乌蒙、镇雄划归云南。

除川滇黔交界处进行重新划分外，便于有效管理和控制，清廷还对一些隶属不清的地域进行重新划分。雍正七年，置普洱府，八年，置开化府，解决了南部边疆某些区域隶属不清的问题。此后，清廷再次调整乌蒙、广西、武定、元江、镇沅、景东和蒙化等府的设置及隶属关系。八年，雍正帝平定禄鼎坤之子禄万福叛乱，将乌蒙改名为昭通。此外，在雍正六年，还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原播州）划归贵州，[38]进一步增强了贵州的独立性，加强了贵州的地缘战略地位，増强了清廷对整个西南局势的控制。

4.驻扎军队，确保交通线畅通

清廷在西南交通沿线及重要城镇驻扎大量绿营兵，确保了对西南的有效控制。绿营兵对稳定西南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是清廷在西南改流的有力后盾，而且是改流后稳定西南局势的有力保障。

云南地区地缘形势特殊，云贵总督蔡毓荣曾分析说：“滇隅要隘，环连数千里，非逼邻外国，即控驭蛮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则势分力弱，非扼要制胜之策”。[39]“滇省东接东川，西连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四周边险而中间百蛮错处，如倮猡、焚民、野苗等，种类繁多，最为叵测，故无在非险要之地，无地不需控御之兵”。在绿营兵的设防上遵循“量地设防，从长布置”的原则，以达到“无事分扼要害，有事犄角相援”的目的。[40]张允随也认为：“滇省介在极边，百蛮环处，南连交（趾）、缅(甸），西控诸蛮，地广汛遥，夷多汉少，兵防边备，关系綦隆”。[41]绿营兵于西南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

鉴于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和贵州巡抚皆有带兵权。清初确定的绿营兵制为云贵总督辖四营，云南巡抚二营。云南绿营兵兵额多时达52000名。平定吴三桂叛乱后，绿营兵“扼要制胜”“积威控御”，重点部署在腹心及交通要道，以期居中四应，控驭边疆。随着改流的步步推进，绿营兵逐渐向边疆和山区层层推进。改流后的昭通府、东川府、普洱府、镇沅直隶厅、维西厅、中甸厅等云南的边缘地区皆派驻了绿营兵。乾隆五十年（1785),云南省共有绿营兵41353名，为西南诸省中最多。贵州巡抚二营，黔西、大定、威宁、镇远四镇总兵官，设三营，各带兵2000人。广西绿营兵额，康熙二十八年为20000人，乾隆五十年为23588人。贵州因军粮不足，许就地屯田，“有屯兵者为湖南、贵州”。[42]随着统治的深人，清廷还在一些未改流的地区也驻扎绿营兵，设置汛塘。如云南地区的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宣抚司以及北胜州、富州等。

除绿营兵外，清廷还在西南地区驻扎防军、乡兵和土兵。因云南边境辽阔，清朝增练防军30营，共15400余名，分遣腾越、蒙自各边及大理、普洱各府驻守。协助防守的乡兵主要是夷兵、土司兵和土兵，在号称“瘴疠之地”的缅宁、腾越等边隘之地，主要是派乡兵镇守。在广西和贵州的土司地区，大量驻守的是土兵。清廷对苗疆的防范十分严格，以重兵镇之。整个苗疆可谓烽燧相望，声息相闻，防守之严密可见一斑。

结论

清初对西南地缘局势进行总结，采取铲除隐患、稳定西南局势的策略。三藩之乱平定后，西南局势并未真正稳定，土司割据成为西南动荡的隐患。雍正朝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消除了隐患，并进一步推行保甲制度深人统治。为进一步实现西南局势的稳定，清廷还采取了其他方略。

在西南地区派驻绿营兵，由腹地向边疆、山区层层推进，对内加大治力度，对外形成有效防御。正因为如此，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于是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43]

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宗藩关系，保证了西南边疆的安定，还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乾隆时期的滇缅贸易兴盛，“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途。……其棉包则下贵州，此其大者”。[44]“查缅夷仰给内地者，铜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45]”双方交换商品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可见贸易之兴盛。

对川滇黔交界的区划调整，重新划分了彝族势力，使清廷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真正控制。稳定的政治局面，大量移民涌人，开启了西南边疆大开发时期。乾隆初期成为清代云南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与此不无关系。[46]

按：作者于爱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原文载《清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