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内心深处究竟有没有换太子的想法，一直是后世热议争论的焦点与话
研究历史的最基本方法就是通过正规的历史记录书籍来查阅参考，其中记录武帝一朝历史最具有权威的史书主要有三本，一是司马迁的《史记》，二是班固的《汉书》，三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史记》是与汉武帝一朝相平行的时代产物，其作者司马迁几乎与汉武帝的生命时间相重叠，而司马迁的官职——太史令，其作用正是时常陪伴在武帝身边记录其生活一言一行以及朝廷基本政治动态和发生事件，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武帝时代的目击者，也是武帝一朝政治的参与者。但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武帝身边的司马迁由于政治的敏感性和自身失言后身体因守缺而导致的心态变化等因素并没有记录汉武帝的心理动态，甚至连发生在武帝一朝影响力最大事件——巫蛊之祸，都只是从个人列传的细微墙角之处稍加体现。
《汉书》的作者班固自身亲历了西汉王朝由灭亡到东汉再度崛起的整个过程，作为西汉皇室的后亲，班固对于汉王朝的正统性政治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其成《汉书》的写作思路和理想目标，因此《汉书》中所描写的汉武帝形象高大而伟岸，对于武帝有没有更换太子的意向《汉书》没有记载，而是把巫蛊之祸的直接责任推卸给江充，认为是江充的出现才最终导致了发生在太子及其势力集团身上的政治悲剧。
《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神宗年间，距离汉武帝时代已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研究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优先参考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近的记载。这里不是说司马光所言可信度不高，是因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其参考借鉴的也是前人修书所成，而其翰林侍读学士的职务，责任与目的正是为皇帝讲解历史，因此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重事明道而轻叙寡描，对于汉武帝有没有换太子之心也没有记载。
放眼中国历史如果提起流芳千古的托孤辅政我们必须要说霍光，霍光所辅佐的正是太子刘据死后继承其皇位继承人位置的汉昭帝刘弗陵，而汉昭帝的生母正是钩弋夫人赵婕妤。刘弗陵的出世颇具有传奇色彩，他出世不像常人所谓的十月怀胎，而是整整到了十四个月才出世。
今日我们也许可以从医学上科学的概率角度来解释这个不寻常的妊娠现象，但是在以强调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专制王朝，这个现象对于寄托信仰于天地神明的人们来说带有上天启政的寓意所在，对此汉武帝做了一个意义影响深远的举动：在赵婕妤的寝宫门处提了三个字：“尧母门”。
首先我们要对“尧”做一点说明。尧为帝喾之子，是上古时期中原文明部落的首领，为后人所长说“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尧在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中的影响力极高，不仅被长期占为官方治国思想的儒家以及汉人主导的中原政权王朝视为施政治国育民的君主典范，还被包括道家、墨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以及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奉为治国理政的楷模。可以说帝尧是一个尽君主一切可以为之利好之所能，在精神与道德的政治实践中近乎完美的帝王优点集合体。
汉武帝这里所谓的尧母即是把尚处孩提时代的刘弗陵比作“尧”，把其母钩弋夫人赵婕妤比作“尧之母”，如果刘弗陵是当世之尧，那么太子刘据的政治地位又是什么？正是这个平淡而简练的题字与评价，暴露了汉武帝蓄谋已久的政治意图，为依附在其身边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先觉条件的投机政治猎手树立了一个风向标，从而募集像“江充”、“黄文”这样的酷吏打手通盘操控，达到废储立新、清洗太子党势力的政治目的。
对于“尧母门”事件中汉武帝的行动方式，当今社会的主流看法并不把其作为汉武帝具有废换太子企图的依据，认为这或许只是武帝一时兴起、心情愉悦所致，是不准确的。这个“门”一方面所传递的信息是其代表钩弋夫人及其皇子对于王土最高权力身份的敲门砖，另一方面，这个“门”是汉武帝经营其一生政治生涯风吹雨打，淬火锤炼的浓缩写照。
如果我们俯瞰汉武帝一生中其在处理核心政治利益关系甚至关系到汉王朝江山社稷的去从实践以及参照他个人的性格特点，便会发现“尧母门”切实是汉武帝对于太子刘据合法继承权的废换拿捏之玄机。
这个玄机不仅仅包括了汉武帝个人的性格驱使之喜好，还包括太子集团与诸王势力、太子集团与汉武帝、卫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皇帝与外戚等等在政治利益上的激烈冲突，而最终付诸于实践结果，所能体现的方式即是作为最高统治权力者——汉武帝个人意志御力下的政治利益调整或者称之为政治势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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