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即戊戌政变后一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到中国。此时，山东和直隶已经闹起义和团，但朝廷还在剿与抚之间摇摆，还没拿定主意扶植义和团对付洋人。所以，内藤所到之处，已经嗅到了排外的味道，但还没有遭遇危险。在华的洋人，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游历的游历，该传教的传教。洋人的兵舰在中国港口停泊，还不时地挑衅一下中国的兵舰。

​内藤在天津见了严复，两人笔谈了很久。对于中国变法，严复还能说及，但一涉及已经逃往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就不敢搭话了。最后，内藤问：“到北京能和什么人谈谈时务？”严复答道：“政变之后，士大夫钳口结舌，怎么能有人谈时务！”

转天，内藤到了北京，果然，一个人都不敢见他。在北京的日本人告诉他，在戊戌维新期间，翰林院的翰林们特别喜欢见洋人，现在则踪影皆无，即使刻意找人都找不到。内藤想见一下李鸿章，但手续极为繁杂，折腾许久，还是未见成。

但是，他在北京城内外游玩，想攀城墙，尽管有守军把守，只要给点钱，就可以登上城头，随意闲逛。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一个人没见到的内藤很是气闷。其实，有比他还气闷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杰士，在戊戌政变之前，是被光绪请来做客卿（顾问）的。但等他到北京时，政变已经发生，光绪已不自由。当然，尽管光绪失去了自由，但来头很大的伊藤博文还是可以见到他。只是，这时的光绪只是一具会说话的木偶。

愤愤不平的伊藤博文南下上海，见到了中国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任命已被撤销时，他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执意要给黄遵宪撑口袋，将黄遵宪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当然，黄遵宪作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悻悻地启程回国。

​内藤和伊藤博文的遭遇，都是源于戊戌政变。正是慈禧剿杀维新人士的做法，让士人钳口结舌。北京城里，从此没有人敢见洋人，没有人敢谈时务。整个朝廷，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进而盲目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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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鸣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