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26日，光绪对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大发雷霆，命令他们立刻就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拿出一个具体章程，否则定严惩不贷。此时，距离光绪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已过去四个月，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居然没有一点儿动静，而按光绪的设计，京师大学堂是变法改革榜样，应走在各省改革的前面。光绪盛怒后，建校工作确实积极运转了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运转却走上了歧路。

​第一重歧路，是建校工作陷入了不同改革派系的内斗之中。

戊戌年间的改革派，分为“康党改革派”与“非康党改革派”两大阵营。前者拥护康有为及其学说，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以及部分低品级御史；后者对康有为观感不佳，且大都对其学说心存厌恶，这些人均是握有实权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时改革必须依赖的中坚力量。因大学堂是改革的风向标，所以这两大阵营都想要掌控大学堂建校工作的主导权。

这场内斗，主要集中在“由谁来制订《大学堂章程》”和“由谁来出任总教习一职”这两个问题上。前者关系到具体课程开设，后者关系到教职人员的聘用。康党希望具体的课程由梁启超来制订，教材由康党控制的在上海的编译局提供，总教习一职由康有为出任，其他教职人员由康有为提名聘请。但包括管学大臣（教育部部长）在内的非康党改革派，对康党的上述意愿坚决抵制。

​第二重歧路，是建校过程中几乎无人讨论“西学”问题，反而一直围绕着“经学”不断互撕。

晚清要自强，其改革方向本该是向西方学习，京师大学堂的定位本来也是向日本的东京大学看齐。但康党与非康党对西学全都一知半解。按康党的设想，创立“孔教”是中国对抗西方、实现自强的终极法宝，他们曾自述心迹：“孔教”高于“清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因此他们主张“素王改制”（将孔子封为“素王”，即不掌握世俗权力的宗教领袖），要将康有为（字长素）扶上当今素王的地位。为了证明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康有为对儒家经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这种改造，除康门弟子外，遭到了士大夫圈子的普遍抵制。

​终于，这场晚清最高学府的建校工作在两派的互撕中沦为一场闹剧。此后，大学堂虽仍成立开学，但已是学子人人见而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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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谌旭彬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