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后，便逐步向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和各领域传播渗透。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纷争交融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与佛教关系甚深，与佛徒也颇有缘分。毫无疑问，皇帝与佛教之间，多在相互利用，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说佛教要利用皇帝权力来弘道传法；所谓佛教“有裨治道”，是说皇帝可利用和尚转经来“导化”统治臣民。有趣的是，他们之间的角色，也有合二为一的时候。

皇帝做佛徒有多种形式，第一是舍身佛寺为奴。最有名的当推南朝梁武帝，他活了86岁，做了48年的皇帝，史称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但他却佞佛成癖，即位的第18年便请钟山草堂寺慧约在无碍殿授菩萨戒，第25年首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四天后方被赎回皇宫，之后又两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已是84岁高龄，在寺里为奴达37天之久。

这位被北宋太宗讥为“小乘”佛徒(意为独善其身)的皇帝，简直是一个苦行僧，读书是手不释卷，冬季四更天就起身点烛挑阅文件，手冻得坼裂也不在乎，晚年日食一餐，且断酒断肉，蔬菜而已，以致“昔之腰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余”他穿的是布衣，“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而且竟“绝房室三十年”。他更有菩萨心肠，不好刑法，溺于慈爱，所以国人称他为“皇帝菩萨”。这位“专精佛戒”的皇帝，声名远播海外，被称为中国“圣主”、且“是我真佛”。后来陈朝诸帝也纷纷仿效他，武、文、宣帝及后主都曾舍身佛寺为奴。

第二种是出家为僧。北魏显祖是最早的出家皇帝，他自称是“希心玄古，志存淡泊”,所以“常有遗世之心”，根本就不想当皇帝。他先准备让位给叔父，遭到大臣反对后，就禅位给幼子，自已则迁到崇光宫，在那里建了一座鹿野浮屠寺，“与禅僧居之"，成了一个自愿出家的皇帝(他类似山中宰相陶弘景，虽然出家，也还得听闻国事)。

被蒙古人俘虏的南宋恭帝则是被迫出家的。他四岁登基，第三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失陷，与母亲全太后等人一道做了元军的阶下囚。他到了元朝首都后，便被削去帝号，降封为瀛国公。据《元史·世祖本纪》等书记载，他最迟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就削发为僧，取法名合尊，全太后和另外两位宋室宫人也削发为尼，一同归山学佛修行。不幸的是，这位寄人篱下的皇帝尽管脱离尘缘，但仍不免被杀。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 ，他赋诗一首：“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下客，无复得还家！”，结果被认为意在讽动人心，下诏赐死。

另外，传说明朝建文帝和清初顺治帝也曾出家为僧。他们是否出家，一直争议很大。建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他即位不几年，便被叔父燕王朱棣推翻。有一种说法是，城破之时，他放火焚烧了宫殿，穿着僧衣乔装脱逃，最后到了僻远的云南当了和尚。云南武定狮子山正觉寺还有一幅对联为证。清初顺治帝到五台山为僧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据陈垣等史学家考证，则纯系讹传。

不过，无风不起浪，出家为僧实属他的本愿。顺治帝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笃信不疑，曾命禅僧玉林为自己取法名“行痴”，号“痴道人”,对玉林、性聪等名僧自称是弟子，还常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说：“吾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王家”，足见其信佛之殷。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宠妃董鄂氏病亡，顺治帝痛不欲生，竟然削发，坚决要出家，只因众人极力苦劝，方才未果，可惜次年便忧郁离世，年仅24岁。

最后一种是只受戒为佛子既未舍身又不出家。这类皇帝在隋唐两朝比较多。隋文帝在开皇五年(585)请大德法经法师于大兴殿授菩萨戒。次年，为了祈雨，又和朝中大臣一道受了八戒。一生两次为帝的唐睿宗分别在景云元年(710)请沙门法藏(世称华严宗三祖)和太极元年(712)请沙门文纲(四朝帝师)两授菩萨戒。

唐玄宗、肃宗父子分别在天宝五年(746)和乾元元年(758)请高僧不空灌顶(始入佛门或修道者晋级时把圣水撒在头上的仪式)，授菩萨戒。唐德宗于贞元二年(786)在章信寺从道澄法师受菩萨戒。后来的辽兴宗也亲自接受过具足戒。还有，元朝世祖以后，历代天子继位，都要由喇嘛帝师受戒，并为之膜拜。唐太宗虽未受戒，但自称是菩萨戒弟子，表示要皈依三宝。浪荡成性的明武宗也自号为“大庆法王”，还经常披着喇嘛僧衣，宣演佛法。清代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他们俨然都是佛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