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22年，民国实业家、永利碱厂创始人范旭东到庐山避暑时遇到驻华代办李特立，后者劝告范旭东：

“碱在贵国确实重要，但足下动手也未免过早。按贵国目前的工业条件，过30年再办碱厂也不为迟。”

范旭东听后，立即正色道：“在我看来，恨不能早办30年。凡事贵在人为，只要急起直追，还不算晚。”

当然，李特立的话也大体属实，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确实薄弱，各方面都很落后。

以制碱工业来说，当时最先进的制碱法系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但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在会员国内部互通信息，技术严格保密。

范旭东

由此，在“永利碱厂”成功制碱前，洋碱在国内大行其道，尤其英国卜内门公司更是处于垄断地位。

1926年永利成功出碱，卜内门公司大为震惊，其英伦总行老板尼可逊亲自来到中国，并托人联系范旭东，建议双方会谈一次。

之后，范旭东虽然同意见面，但事前定下一条谈判的原则，那就是：

“永利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的任务，其成其败，必凭我自身力量拼命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人参加的，其可能通融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原则上仍然能避就避。”

会谈中，尼可逊果然再三提议，愿以资本及技术同永利合作。

面对这一邀请，范旭东虽然深知永利碱厂的资金链确实困难，但其仍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只限于中国国民”为由加以婉言谢绝。

永利碱厂的崛起，令卜内门公司感到十分不安。

为了扼杀永利公司、维持其垄断地位，卜内门随后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对北洋政府进行外交干涉，其理由是，永利碱厂违反工业用盐征税条例，对外商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终，北京盐务署稽核总所规定工业用盐每百斤纳税2角，而当时永利碱厂每制碱1吨需用盐2吨，因此每生产1吨碱即增加4元成本。

好在后来“反帝”舆论兴起，在各方压力下，盐务署最终规定工业用盐免予征税30年。

一计不成，卜内门公司又生一计，那就是大打价格战。为了彻底挤垮永利碱厂，卜内门公司从国内调来大量存货，在中国每季度即跌价一次，最低甚至降价40%，以致永利制碱的销路大为缩减。

在此情况下，范旭东决定行“围魏救赵”之计，其找到日本三井公司驻天津办事处，请其代永利在日本试销永利碱厂的“红三角”纯碱。

双方达成协议后，永利制碱利用三井公司在日本的销售网，以极低的价格在日本陆续抛售，由此带动日本碱价不断下移。

由于卜内门公司也同样垄断了日本碱业市场，其不得不随永利一同降价。

没办法，卜内门方面只好主动示好，其自愿停止在中国市场上的削价倾销，同时也希望永利公司停止在日本相应举措。

最终，永利制碱与卜内门公司就中国市场达成配销协议，其中规定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

而且，范旭东还提出，今后卜内门在中国市场上的碱价如有变动，必须事先征得永利公司的同意。在分析了利害关系后，卜内门最终接受。

此后，双方就营销情况互通信息，永利不但在本国纯碱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还是更重要的一方，这在当时的年代可以说是十分罕见了。

说到这里，据说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民国初年时范旭东参观卜内门公司，英国人说中国人看不懂只见工艺而只带他看锅炉房。

30年后，卜内门公司董事伯烈到天津要求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也如法炮制，交代属下只让他看锅炉房，而谢绝参观主要车间。

颇为可惜的是，正当范旭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日本侵华战争无情打断了他的“重化工之梦”。抗战胜利不久，范旭东突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去世。

作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陈调甫、侯德榜、李烛尘等永利创始人曾总结了四大信条：

一是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二是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

三是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以顾全团体；

四是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事实证明，范旭东等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言其举，也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奋起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