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全文两千多字，读完可能需要3-5分钟）
在我国古代的政绩评价体系中，人口向来都是衡量帝王统治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帝王证明自己政绩，宣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无论是暴掠的秦始皇统治的秦朝，还是汉武帝治下的强汉，亦或唐太宗时期的盛唐，人口都难以突破5000万，但在唐之后，人口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又是为何呢？
这不得不从中国古代传统的生活习惯、农作物、领土大小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受儒家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崇尚几世几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大家庭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的民国时期，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便是对这种生活方式最直接的描写。
虽然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对这种生活方式多少带有一点批判，但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念中，多世同堂居住象征着这个家族的团结与富强，与其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象征符号。
多世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会被旁人认为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家族，这种向外传递出的团结、友爱、孝顺的大家庭氛围也会得到朝廷嘉许与认可。
而零散、分开居住的小家庭则会遭到左邻右舍的唾弃，认为他们家族四分五裂，此种向外传递出的内斗、不孝、紧张的家庭关系不仅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更有可能遭到官府在各方面的打压。
而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室，不管暗地里如何明争暗斗，但表面上都传递着友善、团结、孝顺的大家庭氛围，这种氛围既是儒家理念的要求，也是出于封建统治稳定的需求。
因此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成为古人生活的一种模板，但这个模板却又不能为当时的生产力所承担，说得直白一点，那就是当时的各个家族的粮食生产量供养不了这么多的人口的大家庭。
但大家庭的形式又必须维持，这时候既然无法开源，那么就只有节流了，如何节流，减少人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于是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有的不受法律限制的减少人口的方式就产生了，那就是—杀婴。
按照传统重男轻女的习惯，这些被减少的婴儿又大多数是女婴，这种带有歧视的、残忍的做法，即使是在汉武盛世与贞观之治的情况下，一样很普遍。只是为了维持大家庭而采取的减少女婴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社会上女性的减少，进而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影响人口的增长。
在唐朝以前，中国的农作物主要是粱、狗尾草、黄粟、粟米，这些农作物大家可能感觉到陌生，但将其统称为“小米”，也就不陌生了，它与现今超市与粮油市场里所售卖的小米类似。
从改良过的现代小米，我们就能看出，这种农作物的产出很低，颗粒细致不饱满，对于吃惯了大鱼大肉的现代人而言，偶尔喝喝小米粥那是去油腻的健康生活方式，但是对于古人而言，作为他们果腹的主要农产品，其产量既不稳定，也不高。
但在当时，这是适合北方生长的唯一农作物，当时小麦玉米都还没有从海外引进，依靠这样一种低产量的农作物，其不可能供养更为庞大的人口，而5000万就是那片土地和这种农作物的极限。
学过中国古代史，或者是从一些高中文言文可以得知，从秦朝统一六国开始，中国的领土向西延伸到了宁夏、甘肃一带，向东到达了渤海湾，向南达到了南海。汉唐时这一领域更为宽广，向西到达今天中亚地区，向南到达今天越南、缅甸北部。
无论是秦，或是汉，亦或是唐，他们确实都在这些远离中原的地方设置了官府进行管理，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控制是非常薄弱的。
特别是在唐之前，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除长江中下游沿岸外，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以为数很少的当地土著为主，他们以狩猎为生，虽然表面臣服于中央王朝，但实际上高度自治，而中央王朝对于这些南方土著也基本是一种放任的管理方式，既只要不闹，就不管不问。
在这种模式下，受南方湿热气候和简陋的卫生条件影响，一方面土著人的人口难以得到增长，另一方面当地保留的独特性，和官府管理的松懈性，又导致大量的北方汉族移民难以进入。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甚至是在唐朝，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而这与前面的大家庭生活习惯、单一的农作物两个因素相结合后，形成了人口难以持续增长的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在战乱的影响下，会循环的更快，更恶劣。
唐朝，以开放、包容而闻名，大家庭的生活观念虽然仍然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已经不是必然要求，也再未出现那种为了“大”而强制将家庭纽带绑在一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的分家开始在社会上推广起来。
这种大家庭模式被逐渐打破的好处在于，可以激发更多的人外出探险，以寻找新的土地来开荒生存，而不至于将越来越多的人栓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从而促进人口的增长。
同时自唐朝开始的开放与包容氛围，一直持续到了明朝，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随着运输工具的改进和发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为频繁，那些产量更高、更稳定的稻米、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相继得到推广和引进，它们为中国古代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舌尖上的保障。
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央王朝自唐朝开始终于开始重视和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与治理，南方较之于北方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
一方面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温暖，很多农作物不仅可以生长一季，甚至可以生长两季、三季；另一方面南方的土地较之北方的土地，较为原始，少有耕种记录，其突然更为肥沃，更适合农作物生长；最后这里远离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战乱的减少，无疑是有利于生产的。
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随着中央朝廷对南方治理的升级，特别是从元朝开始的对南方部族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南方的治安渐趋稳定，大量北方人口在大家庭观念被打破后，不断向南方迁移，终于使南方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而这一转变就发生在唐朝，当时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成都至杭州一带的长江沿岸转移。
在这三个因素发生改变后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自唐开始出现了爆炸式的指数级增长，在明清时达到高峰，达到1至1.5亿，是之前的两到三陪。
但这个数字也是明清时期人口的极限，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往上也难以增长，而原因同样与那三个因素相关，在生产力没有质的提升的基础上，农作物种类的限定，和开疆拓土事业的止步，致使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再次进入下一个闭环之中。
▼
更多精彩推荐，请关注我们
▼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