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经过《新青年》时期过密交从之后，两人关系便断崖式地迅速冷却，非但形同陌路，而且从鲁迅的角度来看，简直是水火不容。两个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挚友变成了政治上的仇人、思想上的敌人、生活上的路人。至于他们交恶的原因，谭主本不想多说些什么，毕竟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风云变幻，一个文弱书生无所适从而以自己的主见选择不同的流派也能够理解。但是，每每看到有关文章，均把他们交恶的原因纳入或政见立场不同、或鲁迅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似乎不太符合鲁迅和胡适之间的人伦关系，毕竟胡适只是个文化人，更非奸恶之徒，曾为好友的鲁迅难道真的和胡适便半点情谊也没有了吗？于是就想着探究一番了。

鲁迅和胡适的矛盾是在1924年之后开始浮出水面的。因为胡适选择的是“右翼”阵营“不论主义，只谈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渐进，而且他一生都在逃避政治却又始终没能走出政治的旋涡。而鲁迅选择的是左翼阵营“民主革命”，说白了就是政治上的革命，因和胡适政见相悖，激进的革命派鲁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最擅长的文章“怒骂”自然也会用在胡适身上。但谭主认为鲁迅骂的不是胡适本人，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群体，试图骂醒他们；鲁迅骂的不是胡适本人的行为，而是在鲁迅看来是错误的以“右翼”群体为代表的政治倾向，试图以自己的“怒骂”扭转整个“右翼"的错误的思想行为；鲁迅与胡适绝交不是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崇尚革命的鲁迅以此坚定自己与旧势力划清界限、革命到底的决心，是“左右两翼”文人群体的决裂，鲁迅代表左翼力量用纯粹的革命行为壮大民主革命的精神力量、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在这方面，做为曾经的挚友、亲密的“战友”和知己，胡适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他面对鲁迅无数次的文章“诘责”，甚至骂他是“汉奸”“走狗”“奴才”，他都始终保持冷静，他清楚自己的“主义”是不可能改变的，而鲁迅的“革命”也是不可能中止的，便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反驳回击（如果胡适反驳，就代表了整派群体的回击，而胡适是不情愿把自己放在哪一派，他只是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用自己的沉默延续两人《新青年》时期的默契，以无言代替对鲁迅革命思想的理解。只有在鲁迅遭到围攻时，他才不得已站出来，替鲁迅辩解，为鲁迅解围，使鲁迅得以保持立于不败之地。真知鲁迅者，胡适也；真助鲁迅者，亦胡适也。其实鲁迅心里也是清楚的，他了解胡适，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做胡适都会理解他，虽然他清楚胡适不会与他针锋相对，但他心里也潜意识地盼望着胡适能站出来，为自己辩解，从而让胡适从世人眼中脱离他那个阵营。然而胡适就是胡适，他没有那么做。鲁迅便索性“变本加厉”使出浑身解数，用“泼妇骂街”的形式对他展开愈加猛烈的攻势，用激将法逼迫胡适站出来，但胡适终究什么也没有做。或许那个时候，鲁迅的心里也是矛盾的，纠结的，甚至是抑郁的，懊悔的，倍受精神折磨的，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受此影响。因为他心里始终是以胡适为知己的（鲁迅本身朋友就很少，知己更稀缺），他不能停下笔而不去骂他（谁让胡适被动地代表了“右翼”阵营呢？），革命的思想又无法让他向敌对阵营的胡适表白心迹，以鲁迅的激进性格，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在火上煎烤，用刀子剜心。但，或许鲁迅也知道，因为他的“骂”反而更加提高了胡适的知名度，更加提高了胡适在“右翼”阵营的权威，更加提高了胡适学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加坚定了胡适实现“美国民主”或者“宪政民主”的决心一一鲁迅也在以极端的方式，另辟蹊径地帮助着胡适。胡适和鲁迅，知己如此，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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