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作者简介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和《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深受读者好评。

“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精装版）

⭐ 读懂整个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

⭐ 读懂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

⭐ 读懂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与未来......

1.《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民国清流用自己的学养和风骨

写就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

本书是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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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2.《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民国大师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等派别林立，“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绎出民国文化思想界的论战交锋和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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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

3.《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隐匿山林还是出世救亡？

看民国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文化主将们严重分化后，纷纷从上海回归北平，新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天才成群地来”，胡适、周作人、老舍、废名、章太炎、刘师培、刘半农、俞平伯、沈从文、冰心、金岳霖、萧乾、张恨水、朱自清、钱穆、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或选择振臂高呼，团结民众，救亡图存，或选择灭迹山林，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个人成就。民国学界一时云蒸霞蔚，是为中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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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4.《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大师们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大文人的悲壮迁徙和抗战史诗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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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1942 年2 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一天，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5.《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凤凰涅槃，时代命运中大文人的人生际遇与选择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的收官之作。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46年至1948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客观描写了民国大师与政治或即或离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去留问题时的非常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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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至1949 年，因国民党反对和谈而发生的国共内战，对于20 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国共内战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本书重点表现国统区文学风景：从文学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历史和政治霸权统治之下曲折成长的过程，以及作家、报人乃至知识分子与政治或即或离的挣扎中的生存状态。

有些史家说，当时的老舍已经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其实不然，从他登上文坛，到抗日战争胜利，老舍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进步作家。以他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骆驼祥子》为例，这部小说比起左翼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内容和“战斗精神”，只是真实地描绘了故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的艰难的生活和悲剧命运。

20世纪50年代初，丁玲、冯雪峰先后都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都当过《文艺报》主编，二人交往很多。到50 年代中期，二人又都遭到错误批判。一次，在批判他们二人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发言时，丁玲突然打断他，说：“我知道，你那样讲，都是为了维护我！”闻此，杀气腾腾的批判会，竟然一片沉默。在场见到这一幕的凤珠大姐，后来十分感慨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二人还相互惦着呢！

茅盾夫妇从海参崴踏上苏联领土，然后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在苏访问、观光达五个月之久。后于1947 年4 月25 日搭乘苏联“斯莫尔尼”号轮船回到上海。那天，在春风吹拂下，郭沫若、叶圣陶等早就迎迓于江海关码头。是年底，茅盾又奉命到香港。彼时，进步文化精英都聚集香港，在那里等待革命胜利。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茅盾和所有的进步作家，都以兴奋又有些忐忑的心情迎接一个新的中国的到来。

6.《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时代大变局下，大师们的困惑与突围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的前传。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12年至1916年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客观再现20世纪初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大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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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戊戌变法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 年—1917 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苏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会儿激进闹革命，一会儿读书学画，一会儿吟诗作赋，一会儿写小说。1907 年在日本曾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未果。又与章士钊同住东京民报社，有感而发，在《民报》发表多幅绘画。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笔下流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怀。

周树人曾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原本想通过学医，毕业后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在仙台学医的两年中，见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人捉了杀头，而看热闹的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使他大受刺激。他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从医治国民的精神入手，中止学医，改治文艺。

周作人一生喜谈自己，甚至，连他心仪的女子，也津津乐道，比如他十二岁时，在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时，隔壁姚家与他同龄的“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的养女“阿三”，成了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1900 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又顿生爱慕；东渡日本，在寄宿的伏见馆，刚一见到店主妹乾荣子，也生“喜欢”之心。三十年后，周作人偕夫人信子到东京度假，与乾荣子有一次偶遇，竟带来一场夫妇吵架风波。

晚清，特别是维新运动之后，是中国小说崛起的时代。到了民初，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几乎与此同时，近代小说翻译也大行其道，形成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小说双雄并峙的文学景观。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重要关系。抑或说，与中国的精英分子利用中外小说启蒙国民密不可分。

7.《文坛亦江湖: 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尽写文坛江湖事，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复杂与多变

相知、相敬、相重者，莫如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冯雪峰与鲁迅，吴祖光与两任妻子吕恩、新凤霞；爱恨纠葛、难分难解者，莫如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交恶纠缠、怨怼一生者，莫如鲁迅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丁玲与周扬；孰是孰非实难道断者，莫如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鲁迅……作者用清丽文笔，将风流云散的大文人恩怨风景尽落纸上，如此真实、清晰、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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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

二十七岁的李大钊与二十六岁的胡适，因缘萍水，亦非偶然。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代让二人风云际会。“现代中国”的大幕等待着他们共同拉开。历史让他们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他们二人的相遇、相交，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者结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联合作战，充满戏剧性，也充满悖论。

朱自清与叶圣陶，是“五四”学人中最为冰清玉洁的文士。他们于追求中回归，于迸发中收敛，于伟大中平实。他们骨子里透着优雅，他们的真性情、真人格支持的胆与识，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钱锺书与杨绛很少提及鲁迅，除了钱锺书从骨子里看不起鲁迅外，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鲁迅在“女师大风潮”时，正与该校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谈恋爱。鲁迅在“风潮”之后的1926年，写了后来一直入选语文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鲁迅为了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并无过错，只是鲁迅的如刀之笔，无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周扬与丁玲，是延安的名人。他们都愿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周扬始终是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而丁玲则更愿意以文学家的身份与人们交往。周扬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他处心积虑地觊觎权力，手段自然是取悦上司。后逐步完全政治化，成为文化官僚。而丁玲太多的文人习性，有时就难免忘乎所以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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