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要进入关东这片沉睡的土地，最便捷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渤海沿岸狭窄的平原地带，通过山海关向北，一直进入辽河平原的腹地。另一条则是从胶东半岛下海，直穿渤海，抵达辽东半岛。

由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通往东北的陆上交通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而无法忍受中原地区水、旱、虫、兵各种天灾人祸的农户，不得不以“闯”的精神，或从陆路出关，或从水路渡海，抵达关东。

应该看到，在近代以前持续二百年的移民潮，除了将东北南部更加“汉化”之外，几乎没有更大的影响。而真正改变东北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近代，这就是铁路。

的确，自从20世纪初期铁路开通后，伴随铁路而来的，不仅仅是各方的殖民势力，还有其背后的近代化工业生产模式。自下决心搭乘北上列车去闯关东的那一刻起，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们，所要诀别的，不仅仅是熟悉的家园，同时还有延续千年的农耕社会。

自此，去往东北的移民们，不得不在这块近代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土地上，忍受着殖民化最严重的压榨。不用再去反复叙述，只要稍稍了解一点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就知道其间的艰辛。在这样的大背景中，移民们的命运只能伴随着整个区域的命运而沉浮。

发生在这三百年间的故事早已成为往昔，但这次移民潮所带来的影响却持续至今，闯关东的历程，不仅仅造就了一个新的地域群体“东北人”，还深刻影响了东北人性格的形成。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来看，闯关东只是恢宏的中国移民图卷中的一页。填四川，走西口，下南洋，建三线，民工潮……几千年来的一次次移民潮，书写了中国的历史，也蚀刻出中国的现实地理。

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绵延不已。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疑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渥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自华北各地出发，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腹地，原本是一条通畅的“移民之路”，但现在却变成了充满血性和悲壮的求生之旅。严苛的封禁政策，成为横亘在“闯关东”者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