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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说法，说在庚子年后，袁世凯之所以能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主要是李鸿章在临死前举荐的。

试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当时地方第一大员，这个位置可不是谁都能做的，整个晚清也就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的重臣能做（还有荣禄、王文韶、裕禄几个人短暂做过）。

更何况，当时袁世凯不过四十出头，是晚清所有直隶总督中最年轻的，试想他何德何能，能够一飞冲天，做上“天下第一督”呢？

所以，当时负责与列强谈判的第一重臣李鸿章，其在谈判结束后吐血而死，他最终的泣血遗折保举了袁世凯出任自己的老位置，听起来也蛮像那么回事的。

不过在翻检文档之后，李鸿章的遗折是有的，但并没有保举袁世凯的片言只语。

事实上，在甲午年后，袁世凯与李鸿章的关系已经逐渐淡化，而其中原因是，李鸿章在甲午后日渐失势，袁世凯改投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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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世凯的个人历史上看，其早期的发迹与李鸿章的提携有着莫大的关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袁世凯在随同吴长庆入朝平乱后，之后又成为大清驻朝鲜商务监督（相当于朝鲜监国），这一切都是靠的李鸿章，后者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

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撰写挽联，表示我是再传弟子，愿宏志业继萧规。追溯起来，袁世凯家族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有很深的渊源，叔祖袁甲三和李鸿章在北京一同做过官，父辈袁保恒等都在李鸿章手下做过事。

但是李、袁二人真正发生关系时在朝鲜，袁世凯老成谋略成为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的得力助手，最后在李鸿章的保举下，袁世凯成为驻扎朝鲜总理各项事物的全权代表，可以说袁世凯的崛起与李鸿章密不可分，袁世凯也曾经对此一度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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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袁世凯无论见识阅历乃至对西洋兵法的熟练，都能胜任训练新军这一职责，也是举国上下最为合适的，此时作为直隶大臣的荣禄还有一个考量就是，如果不是有中国方面掌握编练和统帅之权，那么按照另一个方案，小站的练兵将由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负责，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