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说文解字》里说：“史，记事者也”，历史历史，就是“历代记事者的记述总汇”。
如果这些记事者们缺了“君举必书”的态度、有了文过饰非的阿谀奉承之心，历史就会失去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再难复司马迁时期的清誉。
先秦时期的史官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分工非常明确。《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可惜汉武帝时期设“太史令”之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成了最后掌管史事的太史令。
司马迁死后，“太史令”一职已彻底跟史事无关(仅负责天文历法)，取而代之的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其他官职。
鲁迅曾说，自司马迁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此说其实仅道出了“君举必书”的衰退现象、却忽略了其成因及过程。
事实上，《三国志》之后的不少史籍确实已有了攀附帝王将相之私心，但那都是史官个人的主观所为，大多数史官还是能秉笔直书的；一直到了唐代，才首现帝王干预史事的现象，自那时期起，我国史籍就真成了鲁迅所言的那样子了！
后世将《史记》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倒不是因为它的准确性，更多是因为司马迁刚正不屈的著史态度！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朝代，为何“帝王干预史事”的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唐朝呢？这里就涉及到两出“罗生门”般的谜案，而且至今都尚无定论。
唐贞观年间，负责记录帝王起居的是“黄门侍郎”之职，唐代名相褚遂良及刘洎都曾先后担任过唐太宗的起居史录。
有一次，唐太宗忽然问褚遂良：“爱卿通常记的都是些什么事情啊，为君者可看看么？”(唐太宗那是典型的明知故问，他怎能不知“帝王不可擅问史事”呢？)
褚遂良就答了：“这些起居注就好比从前的左右史，记的都是帝王的一言一行并且无分善恶，以此作为约束和警戒。”唐太宗问：“那么，朕有不善也是必须记下么？”褚遂良答：“臣职责所在，不敢不记”。
这时候，一旁的刘洎也补充说：“即便褚遂良没有记录，天下人也会记住的！”唐太宗只好作罢(以上详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由此可见，当时的唐太宗确有过干预史事之心，不过尚未有史实证明他有过这样的行动，在贞观年间，"君举必书”依旧持续着。
褚遂良和刘洎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品格高尚之臣，不过“新旧唐书”均说刘洎是遭褚遂良诬陷致死。
如此一来，就引起了众多史学家的探究：毕竟二人间素无过节，而且在唐太宗想要干预史事的事情上，二人的立场也出奇的默契和一致，“褚遂良诬陷刘洎”似乎很说不通呀。
我们首先看看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之时曾令刘洎兼任太子左庶子，辅助太子李治监国理政。
临行前，唐太宗嘱咐刘洎说：“朕带兵远征让你辅助太子，社稷安危都寄托你身上了！”老实忠直的刘洎答道：“陛下不必担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唐太宗觉得刘洎此言过于狂妄，立即告诫他要慎重行事：“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
此次东征，唐太宗最后失利而归(灭高丽是唐高宗时候的事情)，而太子李治正是在这期间与武媚娘确立了关系，如此一来，身为太子左庶子的刘洎就自然担上了失察之责。
东征失利的唐太宗心情本来就很不好，偏偏家里闹出了这般不便外扬的丑事，该如何处置好呢？—-他可是清楚，这时候的刘洎虽已不是黄门侍郎，但他的嘴巴却是封不住的！
在政治利益与家丑面前，为保太子名声及皇家声誉，唐太宗最后选择了“牺牲政治利益”，将刘洎下狱、赐他自尽。
以刘洎的个性，他自然觉得冤枉，并且说还有事情“未揭发”(估计就是李治与武媚娘的那档子事)，要求宪司提供纸笔留下奏言。
唐太宗赐刘洎死本就是要封其嘴巴，宪司怎可能答应他呢？不过为了掩饰这事情，“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旧唐书·刘洎传》)，最后将相关宪司一起下狱了(其实就是要他们的命)。
在《旧唐书》当中，唐太宗就以宪司之失掩饰了自己要处死刘洎的真相。
在刘洎冤死的事情上，首先就出现了一出“罗生门”现象：刘洎本想据实解释太子李治的事情，唐太宗则要极力掩饰那样的家丑，最后刘洎有口难言、唐太宗则将此事越抹越黑，最终又牵涉到褚遂良身上，引起第二出“罗生门”(罗生门之意，本就意指真假莫辨的事情)。
在“新旧唐书”中，唐太宗将刘洎下狱是因为褚遂良的诬告，诬言竟与出征高丽时刘洎对唐太宗说过的话出奇一致：“陛下不必担忧，只要效仿伊霍(伊尹、霍光)辅助太子的故事，臣有二心者，臣谨即行诛！”，如此重的复制痕迹，显然是已被人动过手脚！
原来，唐太宗在东征班师回朝的路上病了，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前去探访过，回来后，刘洎告诉褚遂良：“圣体患有痈疽，令人忧惧”，不过当褚遂良回奏唐太宗复述此话时，就变成了前面一句“效仿伊霍辅助太子”的话了！
伊尹、霍光辅助太子是啥意思？等于是说皇帝快要死了，而他刘洎就好比专权的伊尹、霍光。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刘洎焉能不被处死？
“新旧唐书”里还说褚遂良污蔑刘洎一事有马周为证，但马周在贞观二十二年时已去世，他还能从棺材里跳出来为自己辩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新旧唐书”里的失实都基于武则天时期许敬宗编修的《实录》而来，许敬宗一直就是武则天利益的忠心维护者，事情实际上就是“许敬宗污蔑褚遂良污蔑了刘洎”(拗口吧！)。
在许敬宗笔下，褚遂良成了小人、而刘洎则成了具有伊霍之心的野心家。
从唐太宗遮掩家丑开始到武则天报复褚遂良，这事件的“罗生门”起因最终还是因为历史记录的失实，因为大唐最后两位正直的史官都在这绕过来兜过去的事件中给整没了！
如果说刘洎是不幸受“李治与武媚娘”的家丑牵连致死，但当时不是还有刚直不阿的褚遂良？而且褚遂良一直就是李治登基的巨大支持者，作为李治的臂膀，为何武则天又要报复褚遂良呢？
原来，唐太宗牺牲刘洎想要遮掩的家丑本是可以盖得住的，偏偏李治和武媚娘自己站出来承认了这一切。这时候的唐太宗已再无其他继位人选了，只好”吞下被打碎的牙齿“将武媚娘赐给了李治。
成为李治的妃子后，武媚娘还不满足，一直闹着要当皇后，这下子，褚遂良、长孙无忌、李勣等一干老臣就不同意了！
因为长孙无忌与李勣的地位事关朝廷安危，于是褚遂良就主动承担了进谏之责、于大殿上“遂良还笏”彻底触怒了武则天，若非长孙无忌求情，他当场就会被武则天处死了！
“遂良还笏”(向皇帝归还笏板、辞官归里)更让唐高宗觉得褚遂良在要挟他，最后也在盛怒之下让人将褚遂良拖出了大殿。
此后，褚遂良就被一贬再贬，从长安贬到了桂州(桂林)，最后又贬到了爱州(越南)，自己老死他乡、连两个儿子也被武则天所杀。
许敬宗《实录》中所述，显然是为了掩饰贞观十九年(李治与武媚娘确立关系)以来的各种丑闻、以致于先是说“褚遂良诬蔑刘洎致死”、后来又将褚遂良清理出朝廷，从而就洗白了唐太宗遮掩家丑一事(也是武则天自己的丑事)，”君举必书”终成大唐绝唱，实际上正是从武周时期开始的。
唐太宗李世民虽没亲自干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帝王干预史事”的风气实际上也由他开始被打破，自此，“帝王阅(史)著”就不再是罕见之事，历史开始朝扭曲方向发展了！
当然，以上事情最终浮出水面，还是因为晚年武则天对褚遂良和刘洎的平反。
通过褚遂良的冤案再反推到刘洎身上，《新旧唐书》里的前后矛盾及”君举必书”在大唐的最终落寞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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