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朱元璋，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千古暴君，残杀开国元勋，开启洪武四大案，杀人无数，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位千古暴君朱元璋。

首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这点毋庸置疑，这点是无法翻案的，特别在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的屠刀更是一举再举。但是对于朱元璋的杀人我只想说一句：“乱世用重典”。元朝虽然只存在了97年，但是元朝却把当时的风气彻底带坏了，贪污腐败，鱼肉百姓仿佛成了官场的常态，乌烟瘴气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如果不下狠手，不下死手，如何能保得住这众多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江山？

其实我们纵观洪武一朝，朱元璋第一次举起屠刀就是在洪武十二年的胡惟庸案的前奏汪广洋之死。有的人说洪武八年的刘基呢？刘基一案我更倾向于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杀刘基的，而根据朱元璋的一贯手法，我个人感觉朱元璋要弄死一个人，不会用指使人毒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哪怕面对李善长，朱元璋也是明着杀他全家，为啥在杀刘基时，还要这么遮遮掩掩的？这不是朱元璋的风格。

胡惟庸一案，我还是坚持是朱元璋收回权力的最后一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朱元璋筹划想收回相权这个事，洪武十一年的汪广洋之死就是朱元璋对相权绝望的结果，其实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都是辜负了朱元璋的期待，让朱元璋一步步的失望，最后在洪武十二年达到绝望的最大值，赐毒汪广洋。也许朱元璋杀了汪广洋后想的是：丞相的人选都让朕失望，那就索性不要丞相这个闹心玩意了。

胡惟庸一案其实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并没有牵扯过多，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也许只是一要取消丞相制度，二就是要打压打压淮西派系（胡惟庸是淮西派系的），所以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只是杀了相关官员，真正胡惟庸案的大爆发反而是在洪武二十三年，而洪武二十三年则是屠刀杀向了淮西派系。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都是胡惟庸案的牵涉人员，而这些人无不都是淮西派系的。那么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朱元璋如此变得暴戾？

我个人推测这十年间其实是一个皇权继续与淮西派系博弈的十年，但是历史中却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来看这十年间，唯一称得上大事的就是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恰巧“十八年，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这两件事我在读史的时候发现有个好玩的地方，第一郭桓案起因是“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就等于说郭桓案就是皇帝平白无故有个怀疑，然后恭喜朱元璋就猜中了真有问题。这就让人摸不到头脑了，其他三大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有人揭发（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朱元璋安排人揭发的），空印案是“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都有原因。那么郭桓案的原因是什么？估计只有洪武十八年那年的官员才知道吧。

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并没有杀了，二是安置在了崇明一地，李善长没有表示感谢，这也很不能理解的，如果李存义父子真是党羽，那么朱元璋没有杀掉，是不是李善长应该感恩戴德，谢皇帝不杀之恩？如果李存义父子不是胡惟庸党羽，那么有人告发，朱元璋没有杀掉，表示对李善长还有的信任，那么李善长是否要感谢皇帝的仅剩的信任？但是李善长做出的是不谢，这与一个政治家的性格不符啊，唯一的解释我认为就是那时候李善长的淮西派系已经和朱元璋的战争已经到了没有情面的地步了，那么是什么让战争这么白热化？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郭桓案。

郭桓案可能牵扯到了淮西派系，郭桓案的结果是“自六部左右侍朗下皆死”。这个比较玩味，户部侍郎和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贪污案怎么会牵扯到六部的所有官员？怎么会“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我认为有一种解释就是朱元璋在换血，换掉淮西派系的官员。这一举动也无异触碰了淮西派系的底线，朱元璋要打破淮西派系的控制，特别是在浙东派系瓦解之后，朱元璋无论如何都不能留淮西派系，而李善长是淮西派系的领军人物，没有淮西派系，那么他就真正的没有权力了，这是李善长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最后李善长和朱元璋要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的原因。

可能朱元璋在决定杀李善长以及淮西派系的这些共患难的老战友时，动摇过犹豫过，他希望的是淮西派系自己交出权力，做一个安乐公，但是淮西派系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愿，朱元璋等了10年，实在等不下去了，这时候朱元璋只有拎起了屠刀，化身成一个屠夫。朱元璋能不知道李善长他们头上的帽子真不真吗？朱元璋知道李善长他们不会跟着胡惟庸来对自己图谋不轨（胡惟庸的罪名不是谋反，是谋不轨），几十年的交情，朱元璋这点自信还是有的。但是要彻底消除淮西派系，这顶帽子李善长他们带也带，不带也得带。所以洪武二十四年，王国用上疏朱元璋，为李善长说话时候，“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我个人的理解是胡惟庸案在洪武十三年是一个含义的存在，在洪武二十三年又是另一个含义的存在。胡惟庸案更多的还是“淮西派系”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