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一套练兵、用兵方略对后世影响颇大。曾国藩治军重视思想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认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院校,如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有《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供学生们研习曾国藩的治军、用兵方略。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国防论》中评价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认为凡领军者都应效法曾国藩。
19世纪下半叶,清朝统治步入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屡次挑起战端,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同的是,西方列强当时只是逼迫清廷开放门户,强迫清朝统治者赔款,要求在某些方面取得特权,并不想革清政权的“命”。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一样,他们同清廷势不两立,要摧毁它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理想中的国家。
因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洋人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太平天国运动才是“心腹之害”,集中力量全力剿灭是当务之急。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八旗、绿营兵,指望扑灭太平天国。然而,清政权的“国家队”八旗、绿营兵早已腐朽,实在不堪一用。许多士兵不知如何使用刀弓,火器就更不要说了。每战或望风而遁,或一触即溃。太平天国运动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迅猛发展,势不可挡,时间不长,便席卷半个中国。
无奈之下,焦头烂额的清廷只好下令“邻贼”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当时丁忧在籍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要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的谕旨。利用这个机会,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前明戚继光练兵之法,组建一支武装“湘军”。
湘军以曾国藩的“以主待客、以拙制巧”用兵思想指导作战,同太平军展开鏖战,前后经过十多年的较量,反复拉锯,终于扭转危局,最后扑灭了太平天国,暂时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北方捻军起义最终得以平定,遵循的也是曾国藩一手策划的围剿方略 。
以静制动流动作战,以走制敌,是太平军、新捻军在军事斗争中经常采用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的特点.就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主动采取避实击虚,流突无定的方针来摆脱、歼灭敌人,保存、壮大自己。对于流突无定的太平军、新捻军,官军只知“节节尾追,与之俱流”,结果是“著著落后”,迭遭惨败。
曾国藩认为:对流动作战的敌人,不能“追剿”,必须“防剿”,“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可见,对付流动作战,曾国藩用兵思想就是:以静制动。现以曾同藩“剿捻”方略为例进行说明。
曾国藩之前,清廷派僧格林沁统兵“进剿”捻军。僧格林沁的策略是“追剿”,具体做法是穷追不舍。以高楼寨战役为例,1864年7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11月下旬,赖文光等部太平军与张宗禹等捻军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整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新捻军“易步为骑”,以流动作战为主要的制敌战法。利用僧格林沁急于寻找捻军主力决战的心理,新捻军“以走疲敌”,拖着他兜圈子。几个月时间里,忽西忽东,忽南忽北,在豫、鲁、苏等数省的广大地域不停顿地高速流动,行程数千里,有时纵马疾驰,有时盘旋打转,拖得僧格林沁所部精疲力竭。1865年5月18日.穷追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在山东菏泽高楼寨陷入捻军布下的口袋阵,遭到围歼。僧格林沁只身逃到附近的吴家店.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里。
僧格林沁的“追剿”策略彻底破产。僧格林沁败亡后,清廷急令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曾国藩分析了捻军作战的特点,他写到:“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作停歇;有时盘旋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日:‘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
曾国藩还分析了捻军的弱点,一改过去僧倍林沁穷追不舍做法,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地”的剿捻方略;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关、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画河圈地就是布置河防,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同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坚壁清野就是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断绝捻军粮食供应。
曾国藩的这套方略是利用河流等自然地形,紧缩防线,将捻军挤堵到难以驰骋的狭窄区域,之发挥不出流动奔袭的特长,充分体现了他“以静制动”的用兵思想。曾国藩的围堵战术让捻军产生恐惧心理。当时,捻军中流传着“不怕打而怕围。”的说法。接替曾国藩督师的李鸿章1868年冬将捻军全部剿灭,运用的还是当初曾国藩的河防、围堵之策。
太平军作战灵活机动,或声东击西,或围魏救赵,机变百出,将领们指挥作战善于出奇制胜。作为长期的主要对手,曾国藩很了解太平军的作战特点:“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
那么如何应对?曾国藩讲过这样一句话——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不与太平军争奇斗巧,他的战术是“结硬寨,打呆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所谓“结硬寨”,就是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
湘军的进攻叫“打呆仗”。在进攻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时,不一味蛮攻,而是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湘军围城,通常设置两道长壕,内壕用以围城,外壕用以阻援,进退有据,攻守得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迫使前来进攻的敌人陷于被动。安庆、九江、天京,湘军都是这样打下来的。如湘军进兵围安庆时.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庆城外挖了两道长壕:进至天京城下的雨花台后.又利用4个月的时间赶挖筑起两道“深沟高垒” 战事结束,城墙外的地貌就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这种战术虽然历时长久,其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
曾国藩讲过一句话:“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体现的就是“以拙制巧”的用兵思想。当然,由于过于谨慎小心,曾国藩用兵不免坚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老朋友左宗棠就批评他,“于兵机每苦钝滞”。但不管怎么说,就是靠这套战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
以静制动、以拙制巧等用兵思想,把阴阳变化之理具体运用在军事活动中,表明曾国藩对《易经》运用阴阳变化之理所阐述的动与静、巧与拙对立统一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易经》正所谓“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曾国藩自己每日要读10页的“熟读书”之一。
《易经》认为万事万物普遍存在对反现象,“一阴一阳之谓道”,教导人们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要重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研习《易经》可让曾国藩洞明阴阳动静变化之理。比如: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人生态度:“求阙”。他的书斋名“求阙斋”。之所以“求阙”,还是源于对《易经》阴阳变化之理的体悟。在给诸弟的信中,他说: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缺东南,未尝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央》也者,《骺》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后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求阙斋记》,记述书斋命名的用意:“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日: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因此,曾国藩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观”易之道“,察阴阳动静变化之理,提出了以静制动、以拙制巧等用兵思想,运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之后的“平捻”军事活动中,最后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剿灭了捻军起义。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