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四十四岁那年,皇太极从其父努尔哈赤手中接过这份巨大家业已经九年，这年他正式定出国号大清，以表达他“扫清廓清”之意。

一、努尔哈赤生前虽然未明确汗位继承人，但是对皇太极的培养却有迹可循。

作为努尔哈赤的八阿哥，皇太极一直都是他的掌上明珠。虽然生前没能明确提出他是汗位继承人，但从二人的谈话可知努尔哈赤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厚望：“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的子弟必回报你。““你乃是我嫡妻所生，我是很喜爱你的，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自以为贤明了。你这样想，是多么愚昧无知啊！”《满文老档》说到动情处，一生戎马的硬汉竟然老泪纵横起来。按照满洲习俗，努尔哈赤的嫡子七人都有权嗣位，论排行皇太极第八，论贝勒位次皇太极第四，论战功皇太极未必超过代善、阿敏，那么能够最终让皇太极胜出，完全都与老汗努尔哈赤长期的默默培养有关。虽然继承了汗位，但皇太极对拥戴他的三大贝勒颇为优礼。每当朝会举行盛大庆典时，皇太极都会把三位哥哥摆在与自己同等位置一起居南面并列为坐，可知其称帝之初地位并非如何稳固。在不久发生了莽古尔泰“御前拔刀”后，皇太极得到支持后才将其革去大贝勒爵位，最后在圈禁十年后死于禁地。第二年正月，在代善等人明智选择下，皇太极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清太宗实录》由此才成为能够全面支配八旗各主的权威人物。皇太极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并且能够将这种智慧贯穿于整个战略当中。

皇太极画像

天聪九年，他专门召集文馆大臣探讨关于如何学习历史，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并要求这些官员重点整理学习辽、宋、金、元史书，总结兴衰道理。皇太极算得上努尔哈赤儿子中最善于学习的一位，早在几年前，他突然来到文馆检查修书工作，看到修书官员问，所修何书？回答说：“正在给您记载事迹”。皇太极马上回避，并颇为礼貌地说：“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观。”在吸取金朝教训时，皇太极认为都是纵欲享乐所致，而他最崇拜的就是金世宗，认为他“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并多次称赞他为“小尧舜”，并召诸王、贝勒等王大臣集中学习《大金世宗本纪》，并说：“你们大家听着，金世宗这个人，是蒙古、汉人所有国家中名声最显著的贤君，所以无论当代或是后世，都称他作小尧舜。我披览这部书，了解其中的梗概，特别感到向往和羡慕，耳目倍加明亮，不胜叹赏。”《清太宗实录》此后在软实力包装硬实力的推进下，皇太极变得愈加从容，对整个战争布局表现出强大自信。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依旧还能感受到这个正值壮年的男人逐渐走向成功的霸气“大军既出，锐不可当，所到之处，无不奏捷。”复有孔、耿、尚三将军归降，东北滨海各部归顺，兵丁增加万余。至若大军出师，四十万众之蒙古国察哈尔汗之妻太后及太子并众悉数降服，天下蒙古部终成一提。”《天聪九年档案》

二、皇太极如何管理清朝，皇太极首先最为注重的是吏治风气。

在皇太极前后执政的17年里，为完善清代官僚机构，推动官僚纪律作风，皇太极可谓颇具眼界。他曾对六部大臣说：“赞襄盛治，惟尔臣工是赖。”对于官员纪律他非常注重，皇太极严禁官吏谋求私利，任用私人。要求他们“勿私庇亲威故旧，疏远仇疵”。天聪八年，他在宣讲驭下之道时说：“若知其贤而不加奖劝，即为蔽贤，知其不肖而隐而不言，即为党恶，蔽贤党恶，何以为主将激励群材乎？”此外他要求官员要洁己爱民， 注意加强自身的修养。做到“洁己爱民，奉公守法”。

为了提高官员的素质，皇太极要求各地官员要以儒学为理论提升修养，对此他说：“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慎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皇太极还要求官员时时省察自己，克服错误，他说：“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尔等若能时时省察其身，则可以寡过矣。”希望众官成为“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的人。

满洲官员

此外明确提出官员间不要送礼讨好。当时一部分汉族官员为了巴结满清官员，便袭用明朝的陋习，向其送礼讨好，致使送礼的风气在后金弥漫开来。对此皇太极明令强行取缔，曾规定：“禁止汉官进献岁礼。”天聪七年，他在给都元帅孔有德、耿仲明的上谕中阐明了送礼之风的危害与腐蚀作用：“卿等以礼物馈送诸贝勒大臣，此乃明人陋习，我国无此例也，此端一开，即成乱阶，自今以后，似此馈送，宜永行禁止。”在禁止下级给上级送礼的同时，他还要求上级不要收取下级礼物，他训诫说：“至军士或以所获之物，私献本主，不得滥行收取。”由此可知，皇太极是从不同角度制止送礼的歪风。在刚刚即汗位的皇太极颁布上谕规定：“其诸贝勒大臣，并在外驻防之人，及诸贝勒下牧马管屯人等，有事往屯，各宜自备行粮，有擅取庄民牛羊鸡豚者，罪之。私与者，章京、屯拨什库，亦坐罪。若屯拨什库，有欲徇情供给者，以己所畜鸡豚供之，毋得于牛录下敛取。”皇太极认为这还不够，天聪三年又进一步规定：“嗣后有需索食物者，除凡人照常处分外，若系管粮官、笔贴式及巡台人等，似此虐民妄行，事发，不照常例治罪，定行处死。”即使钦差大臣，也不例外。

清朝圣旨

包括限制官员的特权。首先，限制王、贝勒占有仆役的数量。崇德元年，皇太极规定：“王、贝勒各项使用牛录下的人居多，今恐劳苦国民，以后牛录下放马养猪的六人尽革之。王、贝勒止许用每牛录下四人，……八家王、贝勒有多占使用的人俱撤回。” 其次，规定迎宴范围。天聪年间，一些官员为了谄媚上司，大摆宴筵迎来送往，致使大吃大喝公款的歪风邪气日甚一日，这不仅耗费了大量资财，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官员养成了骄奢腐败的恶习。这显然于国不利。为了抑制这种不良风气的扩延，皇太极在天聪八年规定了迎宴的范围：“嗣后惟贝勒等经过，则当迎宴，其余官员，不必迎宴。”这些都说明皇太极在构建大清朝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官员作风和特权的危害，在他的强势管制下，一时之间，清朝出现了少见的廉洁之风。对于官员的任命，皇太极非常慎重，并亲自加大官员考察力度。皇太极主要用定期和非定期两种考察形式。 第一种，国家的定期考察。每三年举行一次，届时后金汗命各地官员到盛京接受考察。史载：“太宗召驻守边疆年满各官至盛京，察其逃人、船只曾否捕获，城垣器械曾否修整，分别功罪。” 这种考察既是对官员的明确要求，又是对其工作的严格总结。

第二种，是皇太极本人不定期的视察。他经常到各地体察民情，了解吏治，进行非定期的视察。对于考察不称职者，概于解职。崇德四年，“梅勒章京兰拜、罗奇不称职，解任，以德尔得赫、席翰代之。”崇德六年，皇太极在笃恭殿宣布：“著将贫穷各牛录之该管章京俱解任，另选才能者任之。”这就折除了不称职官员的进身之阶，排除了他们尸位素餐的可能性。

​灵活运用废黜官员可重新任职，由于种种过犯而被废黜的官员，如果有立功表现，还可以重新任职。俄屯就是一例，他在丢官以后，因为“同吴巴海出征有功”，又被“授为牛录章京”。废官的重新任用。

三皇太极的硬实力，火炮，打造了清朝一流火器，提升了战斗力。

作为沙场成长起来的皇太极身经百战，先后经历了数百次重大战役。尤其是在认识到满洲兵作战武器短板后，他开始加大武器装备，并进行作战方式转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此前，明朝在天启三年前后，在徐光启等人的倡议下，从澳门葡萄牙手中购进西洋大炮30门，运回京师，其中11们右山海关转运到宁远作为边防利器。明朝在购炮的同时，还聘请了西方炮师，指导造炮和训练炮手。由于西洋大炮的威力巨大，在明朝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和保卫京师战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相关形势图

皇太极亲身经历宁远、宁锦战斗，眼看被明军以炮火阻击在坚城之下，遭西洋大炮重创损失惨重。他看到八旗劲旅擅长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明清史料》）于是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领大军，避开明据坚城重炮的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进逼北京。可是“去京师而不攻，环涿州而不攻，皆畏铳也。”足智多谋的皇太极，被明军西洋大炮的沉重炮声惊醒了，充分认识到此炮在战斗中攻击和杀伤的巨大威力，深感后金兵虽然勇猛，但仅凭刀矛弓箭，要想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因此，他要以敌之长，补己之短，决定制造西洋大炮。 天聪五年正月初，皇太极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为监造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负责制造红衣大炮，造成以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后金先是“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这标志着后金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对后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

是年七月，皇太极亲统大军进攻大凌河城首次命总兵官佟养性用牛骡挽车运载红衣大炮、大将军炮四十位随征。当后金进抵大凌河城时，皇太极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令佟养性将红衣大炮、大将军炮运至锦州大道而营，既可攻城，又可击援。在大凌河战斗中，火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将军力也。”于是“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

崇德五年至七年，明清松锦大战，以清胜明败而告终，根据档案资料统计，清军在松山获大炮2363门，其中红衣大炮6门;在锦州获大炮488门，其中红衣大炮7门;在塔山获大炮452门，其中红衣大炮1门;在杏山获大炮380门，其中红衣大炮2门，共计获大炮3683门，其中红衣大炮16门。另外。还获火枪1519支，及各种炮子枪弹和火药。由上可见，皇太极自制造和使用火炮起，直到他病逝，经历了13年，后金（清）的火炮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到清入关前，明朝在关外以1比10的火器劣势处“芒无所恃”的境地，清军在火力装备上已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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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一切都按照皇太极设想的那样发展，大明王朝愈加变得岌岌可危起来。崇德五年（1640），督察员官员向皇太极递交了一份奏折，对如何攻打明朝提出三个方向点：“一攻打燕京，此刺心之着也；二直抵关门，此断喉之着也；三先得宁锦门户，此剪重枝伐美树之着也。”皇太极原则上接受了建议，但他谋划的更为出奇，把义州（辽宁义县）选作屯兵、进攻锦州的后方基地。认为此处土地肥沃，前后均可纵深，利于屯田开荒，任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军往义州城驻扎屯田，仅仅几十天，就将荒无人烟的田野变成“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皆已开垦。”以此与明军坚守城池不出做长期较量。《清太宗实录》崇德六年（1641），明清双方在松锦地区进行大决战，明朝几十万大军被全线击溃，遭到致命打击，残余部队向宁远逃窜，其余均落入清军手中。皇太极并在心理上对明朝将领进行瓦解，多次将俘获过来的明朝官员“诛心”，甚至掀起了大明王朝官员前来投降的羊群效应。

影视画面

崇德七年（1642）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满洲官员一起向皇太极上奏，建议趁此机会，迅速全面发兵“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对于如此急躁的急功近利，皇太极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战略眼光，他批示说：“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紧接着他把大明比成粗壮大树说：“无论有多大气力，有多着急，绝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而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打了一定程度，这棵大树自然自己倒下。《清太宗实录》。后来的历史表明，皇太极的战略完全准确，“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此时还没有对后来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考虑，从某种程度来讲，清朝得天下实在是太容易了。皇太极在临死的前几个月，在送出征的将士时，已经预见到明朝关内“流寇”强大影响力。并对如何开展舆论战做出了具体部署说：“你们如遇‘流寇’，就说你们看到明朝已经大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是如此，并要求严加与这些人产生冲突，不得误杀他们，就是一二个人也不行。”皇太极这点的远见比李自成激怒吴三桂就高出数倍，最终也为吴三桂倒戈埋下了伏笔。正当皇太极准备大举进发宁远、山海关时，却在“无疾端坐”中猝然离世，未能见到大明王朝这棵大树如何“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