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7月1号日本在时隔三十一年之后重启了商业捕鲸活动，并罕见的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渔业由古至今都是其重要的生存发展资源。捕杀鲸鱼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蝇文时代“，早在日本的《古事记》中就曾记载“公元712年向神武天皇供奉鲸肉”。1606年，日本人已经开始有组织地捕捉游至西北太平洋熊野滩附近的鲸鱼，由此掀开了日本捕鲸史的第一页。

古代日本捕鲸画面

在二战投降后，日本国内主要食物牛肉和猪肉供应短缺，于是低脂肪、富含蛋白质的鲸鱼肉成为了最好的替代品。据日本水产厅记载，1958年日本鲸鱼肉的产量约为13.8万吨，到了1962年达到22.6万吨，几乎增长了近一倍。那个年代的日本人对鲸鱼肉的感觉是“牛肉和猪肉的替代品”，不像现在成了高级料理的代名词。

随着8、90年代国际环保主义浪潮掀起，日本捕杀鲸鱼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在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成为“会员”。1986年，IWC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商业捕鲸。日本在两年后，即1988年停止商业捕鲸。然而这并不能禁绝日本人对鲸鱼肉的热爱，日本依旧进行科研捕鲸，实则为捕杀鲸鱼披上科学外衣。

然而G20峰会刚刚结束，各国领导人前脚刚走，日本就那么迫切渴望恢复商业化捕鲸？不惜“不顾颜面”也要孤注一掷？其中原因可能涉及以下三点：

产业

日本捕鲸业发达，早已形成了较大的海洋渔业规模，它涵盖了海洋捕捞、海产品加工，运输，经销，消费终端等一整条产业链。仅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就有捕鲸船1000艘，捕鲸业还关联大约10万日本人的生计。若放开商业捕鲸，会给日本渔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带来利好。何况一头鲸鱼最大的价值在于鲸鱼肉和油脂，据估计，一头鲸鱼的价值在1600万人民币左右，面对如此巨大的利润空间，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产业的。而且从日本统计局发布的渔业从业者年龄分布数据来看，全日本50%渔民的年龄在60岁及以上。捕鲸大县和歌山县和宫城县渔民的老龄化更为严重，60岁及以上渔业从业者的占比分别为80%和79%。这些大半辈子都在从事捕鲸业的渔民，更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这个产业。宽广的利润空间和根深蒂固的从业传统使得日本难以割舍捕杀鲸鱼。

日本渔民捕杀鲸鱼染红海面

政治

目前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最主要的选票就来自农林牧渔的从业者；而自民党总裁、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和干事长二阶俊博，与捕鲸大县的关系极为密切，前者的祖籍为山口县（日本最大的捕鲸基地），后者则是和歌山县（日本最有名的海豚捕杀地）人。选民自然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对自己有好处的政客，而为了能在大选中持续占有优势地位，政客们当然要对来自捕鲸业的选民投桃报李，照顾他们的利益。政客们一方面面临来自选票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得到权力的同时也希望为家乡产业做出贡献，留下美名！据了解商业捕鲸船的下港地点就是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乡，同时是他重要的选区，个中关系不言而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战略

开禁商业捕鲸最深层的原因或许还牵连战略问题。

从日本2018年底罕见“退群”可能就显露端倪。二战后，日本几乎没有脱离国际组织的先例，“此次罕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对于一贯重视国际合作的日本来说是一次重大战略转变。”日本共同社评论道。

日本怀揣海洋强国之梦，但在实现过程中，日本一直觉得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涉及海洋权益方面，比如围礁造岛（日本曾想把冲之鸟礁变成岛）就受到阻止。商业捕鲸涉及海洋动物保护问题，一向谨遵国际组织规则的日本也不惜选择退出IWC以重启商捕活动，说明日本不愿再受到约束，透露出日本对待海洋事务的态度在趋于强硬，也表达出日本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对外扩张的渴望和野心。

陈友骏认为，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一个战术动作，背后则隐含一个更为综合、更为庞大的战略计划。一方面，在涉海问题上，日本希望未来能在海洋资源的利用开发方面实施大规模投入，恢复商捕能为以后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做好铺垫。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就是海洋国家，它志在成为海洋大国，希望依托海洋问题入手，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取得引领和决策地位，而重启商业捕鲸只是个开端。（解放日报记者 廖勤）

日本舰队

我们是坚决反对商业捕鲸，它会导致一个物种的灭亡。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子孙日后只能在图片上看到鲸鱼，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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