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0三六年，苏轼出生于眉州一个普通的家庭。

苏轼很小就表现出了他在文学方面过人的天赋。十岁时，苏轼就能写出令人称奇的诗句，著名的《黠鼠赋》就是其中的佳作。

嘉佑元年（一0五六年），21岁的苏轼参加科举，不仅一举获得进士科的第二名，还得到了当年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方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别人终其一生努力而不得的前程，21岁的苏轼轻轻松松就得到了，所谓天才不过如此。

可就在苏轼的仕途将开始的时候，苏轼得到了母亲程夫人去世的消息，不得不赶回家乡服丧。三年后，服丧期满，苏轼再次上京。

来到京城，苏轼得知朝廷将举办一次制科考试（制，皇帝的命令）。制科考试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举”，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下诏并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举办的一种考试。

要参加制科考试，必须先有大臣举荐，再参加由六名考官参加的“阁试”，通过方才能参加，所以应试者极少。

两宋三百多年，制科考试共举办了22次，入等者41人。因此，如果能在制科考试中获得名次，其荣耀可谓加倍于进士及第。

苏轼也参加了这次制科考试，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一举获得最高等及第三等的成绩，这也是北宋开制科以来的最高等，堪称百年第一，轰动朝野，苏轼也因此获得了神宗的赏识。

也许天才多少有点恃才傲物，如同苏轼。

他年少成名，又先后获得欧阳修和皇帝的赏识，其仕途本应颇为顺利，可却因政见与宰相王安石相左，再加上恃才傲物的性格因此屡遭外放。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令苏轼免不了心生抱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是抱怨的多了一个不小心就被政敌抓住了小辫子。

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0七九）六月，44岁的苏轼遭到小人诬陷，被以“文字诽谤君相”而入狱，陷入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在监狱里，连夜的轮番审问极容易打垮一个人的意志，更何况是一直与上流人士往来的苏轼。就在苏轼难以支撑的时候，一个人默默地帮助着他。

这个人就是梁成，看管苏轼的一名狱卒。

在此之前，苏轼并不认识梁成，可是梁成却早就听闻过苏轼的大名。他非常崇拜苏轼，在梁成的心里，苏轼是不可能写下讥讽君相的文字的，他认定苏轼一定是遭人诬陷的。

因此，梁成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苏轼，可梁成毕竟只是一个狱卒，他所做的只能是白天偷偷带来一些饭菜送给他，晚上，给他烧点热水洗洗脚这些简单的小事，可这已足令苏轼感动了。

看着梁成，苏轼的脑海中不在有满腹的牢骚和功名利禄，他只是担心，自己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最爱的弟弟了，“是出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就是苏轼在狱中思念弟弟苏澈而写下的诗句。一段监狱之行，让苏轼学会了淡泊，学会了放下。

130天之后，因神宗的爱才之心和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苏轼被释放，不久后下放黄州，面壁思过。

在黄州，苏轼在当地父老乡亲的帮助下，修建了一个小小的书房，苏轼将之取名为“东坡雪堂”，正是从那时起，苏轼称自己为东坡居士。经历了大难的苏轼死去了，苏东坡诞生了。

在黄州，苏东坡回想着自己这二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他发现，自己做错了很多事，其中第一件便是在凤翔府做官时，曾写过一篇《灵虚台记》来讽刺当时自己的上级陈公弼。

那一年，只有26岁的苏东坡在制科考试中一举成名，被授予签书凤翔府判官，为正八品。当时苏东坡的上级就是陈公弼。

陈公弼心胸极其豁达，他的内心很赏识苏轼，怕他年少成名，过于自满，因此有意对他严厉，希望能磨练一下他。因此，在工作中，陈公弼不仅事事要求苏东坡尽善尽美，就连他最拿手的写作也总是要增删几次才作罢。这可把年轻气盛的苏东坡气坏了。

有一天，陈公弼在官府的后院盖了一座庭院，将之取名为灵虚台，请苏东坡提诗一首，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苏东坡觉得，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表达心中的不满了，于是，洋洋洒洒写了一篇400余字的《灵虚台记》来讽刺陈公弼，可没想到的是，陈公弼非但没生气，反而将这篇散文一字不改的刻在了石碑上。

那时的苏东坡没觉得什么，可是时过境迁，历尽几番沉浮的苏东坡忽然明白了陈公弼的一番苦心，并深深地为自己当年恃才傲物和过于自满的性格而感到羞愧。于是，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在陈公弼去世后，苏东坡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墓志铭，这是苏东坡七篇人物墓志铭中除去司马光最长的一篇。

有人说，传世的作品往往不需要刻意的书写，而是在一个恰当的地点，怀着一个恰当的心情，一气呵成，倾泻而下。

对于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来说，就更是如此。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总能从失意中超脱，并抓住瞬间即逝的感受，将之赋予不朽的文学形式。

寒食帖

在黄州，在“雪堂”，经历了大难的苏东坡写下了《赤壁怀古》，《浪淘沙》，《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以及《寒食帖》等著名的诗篇，其中《寒食帖》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三”，这是一幅将书法和诗艺相结合的传世佳作，也是苏轼流传至今唯一的书法真迹。

元佑七年（一0九二）苏东坡因病去世，去世前，方丈对他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却轻声说：“勉强就想错了。”这便是苏东坡，面对生活，永远是那么自在安然。

这令我想起了一则关于孔子的故事。一天，孔子的弟子问孔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际，有无悔恨？”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好比苏轼，他一生刚正直言，却致使一生漂泊，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可他却从没有因此而改变过自己。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