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教育习惯中，望子成龙是所有父母最大的心愿。纵观历史，民国时期算得上是英才辈出的时期，但真正能称得上“满门皆才俊”的家族并不多，而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便名副其实地收获了这份赞誉。
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对下一代进行了成功的家庭教育。他将自己对教育的感悟用于自己的子女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最后让九个儿女在长大成人之后各有成就，而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都怀有浓烈的爱国情怀。
梁氏一门出九子，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独树一帜，成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才俊。如此英才辈出的家庭，是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血的教育分不开的。在中国幼儿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那个时代，梁启超就与他的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儿童教育，树立起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梁启超像
长女梁思顺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名扬四海的建筑学家，并在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兄长一同于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虽因病早殇，但生前入伍报效国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第三个女儿梁思懿擅长的是社会活动；小女儿梁思宁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小儿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关于教育，梁启超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尽显梁启超对中国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认识。梁启超一生胸怀家国，从师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开始，他就将自己的生命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怀揣着一腔为国奋斗到底的热血，并沿着爱国的轨迹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份精神信仰在他开始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
北京梁启超故居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他把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这是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给海外的孩子们的信里提到的，类似的教导还有很多。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敦敦教诲，梁家的九个孩子中有七个远赴大洋彼岸求学深造，但无一例外最终选择了回国建功立业。
梁启超对于国家和个人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意识里，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总是比个人要长远，甚至会是永久的，每个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顾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他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导孩子们，旨在让他们淡泊功名，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严酷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夫妻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但他们仍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不少外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去国外工作，对此，他们回应道：“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这些邀请拒之门外。
梁启超著作《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小儿子、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反观当今社会，留学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有些人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确实是为了培养孩子能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如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数家长是以对祖国的亵渎来劝孩子离开，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认同。遥想梁氏一门，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尚有如此情怀，如今国富民强有些人却乐不思蜀，实在令人感慨。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认为教育是治疗中国弊病的良药。有人问他信仰什么主义时，他回答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又有人问他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
梁启超非常重视培养学习的兴趣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曾经坦白地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他不但能从成功中体会到乐趣，同样能够从失败中体会到乐趣，因此他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天津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常常鼓励孩子们要将趣味融入到学习当中去，他在家中辅导孩子们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经常谈到趣味，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就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他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
北京梁启超故居
什么样的环境才算得上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梁启超认为“合适”两字最为重要。梁启超始终保持着一个宽松的治学态度和求知环境，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他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时从来都不以热门与否、收益丰厚与否作为标准，而是以做学问的眼光去选择，所以，梁启超的子女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门、实则利国利民的专业，比如梁思成的建筑、梁思永的考古学、梁思庄的图书馆学等。
对于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天津梁启超故居梁启超蜡像
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
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在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书法扇面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
所以，当父母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不妨学学梁启超的做法，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天津梁启超故居梁启超雕像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更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北京植物园内梁启超墓
梁启超家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既富有创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么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导致溺爱之灾；要么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此，梁启超给现在的父母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如果能照着学习一二，相信对于家风家教都是有大有禆益的。
他告诫思顺夫妇要学会在逆境中培养乐观的精神。他在信中这样给他们写道：“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他教导思忠不要将自己的志气消磨掉。“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正是由于梁启超这种天生乐观的性格，在逆境中寻求快活的心态，深深地熏陶了他的子女们，才使得梁家九子弟个个成为影响时代的峥嵘才俊，并始终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梁启超给子女们的信函
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自然顺风顺水，心情大畅，但是有很多人一旦遭遇逆境，就会一蹶不振，沉沦不起，自我拯救力差。孩子在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阻碍，能否保持积极的心态，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困难搏斗，是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当今父母应当学习梁启超的教育方法，告诉孩子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就算是失败，也不能从此消极怠惰，只有这样才会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人生充满力量，对未来充满憧憬。
梁启超开创了西学中用的教育先河，并打破了当时时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论，用大智慧和大爱去培养他的孩子们。由此产生的培养思想和教育理念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仍旧熠熠生辉。而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之外所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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