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的组织结构是“帝王（一个系统核心）+职业经理人团体（权力节点）”，主导郡县制的观念是“控制”。先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单纯从组织工程的角度来推演郡县制这个组织系统，分析皇权打造郡县制的逻辑。

始皇帝立国后，需要攒一套组织帮他管理天下，这套组织要想顺利运转，就需要一套硬件和软件环境：

（1） 代理人选拔和考核制度；

（2） 代理人监察制度；

（3）意识形态制度；

（4） 税收及其配套制度；

（5）常备军及其配套制度；

（6） 底层组织管理制度；

（7）突发因素应对机制；

（8）物资流转制度；

（9）农民和土地的组合制度。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史记-高祖本纪》

汉高帝刘邦，曾经的泗水亭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最后走向了属于他的归宿。

根据《史记》的记载，查看刘邦的建政逻辑，刘邦所遇到的问题，是郡县制模式下历代建政帝王都会遇到的问题。

尽管汉朝建政初期，刘邦采用“郡县制+封建制模式”，但是从刘邦的行事风格来看，“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吏治国家真正稳固”。

因此，可以说，刘邦为郡县制涂上了底色，建构了郡县制的底层逻辑。

“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

——皇甫谧《帝王世纪》

刘邦的统治精髓——霸王之道杂焉，不拘泥于一时的得失，不拘泥于固定的章法，因时而调，以取得并掌控天下为基本目标。分析和总结刘邦的执政逻辑，郡县制的执政逻辑呈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帝王统治精髓为——霸王道杂之，有法家特色的儒家思想；

（2） 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为——保持体制稳定运作，防谋反，防造反；

（3） 任用合格代理人处理政事、军事。

始皇帝打造了郡县制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刘邦建构了郡县制的执政逻辑。

郡县制的软件和硬件的建设，需要一个个的精英人才来执行，每一个被选拔入局的精英人才，都是一个权力节点，一个个权力节点形成权力组织系统。处理权力组织系统的权力节点，作为一个个的人，他们的命运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从此和这个权力组织绑在一起，除非能够合理的脱离这个组织。

帝王和职业经理人的结合，形成权力组织，处于权力组织中的人才，他们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取决于这个权力组织的稳定程度；维护权力组织的稳定和繁荣成为这些人才的首要目标。对于这些由众多人才组成的权力组织，中国历史上有个专门的称谓“官家”。

“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唐太宗的这句话贴切的描述了天下英雄和帝王的关系，进入权力组织的英雄，为帝王所用，服务于帝王和国家，同时天下英雄的性命也进入了帝王的弓箭射程。

站在帝王的角度来看，帝王不采用封建制，而采用郡县制，任用职业经理人治理郡县，更像一个圈套，将天下英雄（有能力造反的人）全部囊入其中，将天下英雄纳入统一的权力系统，将天下英雄的身家性命和政权绑在一起。

宋太祖赵匡胤军改，将大量的破产农民和灾民纳入禁军体系，80年后禁军人数从20万增加到82万。权术大师宋太祖采用此法，也大有纳入彀中的意味。

知封建之弊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郡县制消解了下层暴力，将暴力资源集中于顶层。帝王作为系统的核心，掌控能够控制的资源。面对自己的统治地域，帝王分身乏术，需要委托代理人，代帝王管理地方。郡县制一旦展开，魔咒始终缠绕。

帝王作为核心，要保障郡县制的平稳运作，核心的稳定最为重要。帝王自身的稳定和帝王平稳的代际传承，是郡县制平稳运行的核心。帝王的非正常死亡，帝王代际传承的不稳定，都会造成郡县制稳定局面的崩溃。原有郡县制稳定场景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暴力资源的失控，这种失控可能是长久的，也可能是暂时的，这要看当时具体的组织结构情势。

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重要的原因是帝王代际传承不稳定，帝王能量弱化，皇后贾南风专权，引发八王之乱，导致暴力资源长达16年的失控；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造成暴力资源的短暂失控；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导致暴力资源短暂失控；明英宗朱祁镇遭遇土木堡之变，帝王代际传承的不稳定，导致后来夺门之变的发生，牵涉其中的文臣、武将被杀。

帝王管理整个帝国，需要建立不同的管理层级，不同的层级委派不同的管理人。天下的所有权在帝王，帝王最终承担无限责任，帝王委派的代理人仅有使用权，而且只在其任内承担有限责任。尽管每次帝王和委派的代理人谈话，进行劝诫和勉励，要求人尽心王事。

帝王和通过制度选拔出来的代理人，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帝王既要使用这些职业经理人，又对这些经理人不放心，甚至怕这些经理人造反。这就催生出新的局面：

（1）代理人的家奴化

帝王为了郡县制平稳的运转，委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职业经理人，明朝皇帝多任用太监，清朝皇帝重用自己的包衣奴才，代理人由帝王信任的家奴出任；通过制度选拔的代理人，作为精英人才，明白帝王的心思，通过多年的官场探索，找到了那条晋升途径，主动成为帝王的奴仆，职业经理人从国家（天下）的官吏变成了帝王的奴仆。例外还是有的，在帝王权力式微，或帝王愿意和大臣分权共治天下的朝代，作为儒家忠实信徒的职业经理人，俨然以一幅天道践行者的面孔出现。

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作为士大夫的天下使命感，俨然超越了帝王。作为例外的例外，便是明朝的海刚峰——一个拒绝成为帝王家奴的职业经理人，在帝王权力集中的年代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他，以天道的阐释者自居，要直言“天下第一事”，

给嘉靖皇帝的《治安疏》，让嘉靖皇帝破口大骂——这个畜生。

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

夫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为陛下言之。

——《治安疏》

海瑞的《治安疏》事件，成为嘉靖后期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影响到了权力的代际传承，明世宗对这种挑战皇权的事件异常敏感，海瑞被下狱论罪。海瑞事件，从反面证明，在帝王权力强势的朝代，拒绝成为帝王家奴的职业经理人，太有想法了，往往会对帝王的权威构成威胁。

（2）各种监察和考核制度

帝王委派代理人管理地方，基于人性的不信任，防止代理人出现权力寻租，在地方建设监察制度，委派代理人监督另一拨代理人，同时定期委派转染到地方考核。为了监督前去考核的人员，在建设监察队伍，进行监察。逐渐的监察体制名目增多，人员增加。

帝王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但又不得不任用职业经理，职业经理人家奴化，监察体制繁杂，监察层级增多，监察效能丧失，还造成了君臣嫌隙，这些折磨帝王的一生。君臣的种种问题，都是代理人制度天生带来的，帝王和代理人的博弈永无止境，代理人和帝王的侦察和反侦察，这个魔咒永远无法消除。

（3）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寻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国风·召南·采蘩》

帝王委派职业经理人管理地方，职业经理人应当忠实勤勉的履行各种职责，职业经理人作为人，本身有人的种种欲念，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一方面要做好帝王委托的事务，一方面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性执法，获取一定的利益。

有的职业经理人不堪重负，还会心生抱怨，《国风·召南·采蘩》形象的描写了作为公侯的代理人，为公侯采蘩，没日没夜的干，内心产生的抱怨。作为帝国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手握行政权，能够方便的进行权力寻租。这种权力寻租的背后，是百姓的抱怨、仇恨和反抗，这些职业经理人在为帝国掘坟。

帝王作为领导核心，和无数个权力节点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权力组织，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官家”的组织体。帝王（一个系统核心）+职业经理人团体（权力层级节点）形成统治集团，集团根据统治环境的情况，进行回应和应对。

作为顶层的帝王，为了保障郡县制的稳定运行，刻意打造郡县制，保证郡县制遵循以下规则：

（1）掏空底层，保证底层英雄都成为职业经理人；

（2） 保证职业经理人兼任国家（天下）代理人和帝王代理人的双重角色，使得职业经理人家奴化；

（3） 所有的制度设计观念为控制和防造反；

（4） 确保帝位的合法性和帝位代际传承的稳定；

（5） 及时对郡县制的外在环境的突变（如生态环境变化、百姓造反和外族入侵）作出应对；

（6） 保证权力触角触及每一个统治角落。

作者简介：徐律，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为执业律师，关注柬埔寨多年，欢迎加徐律微信xxsmru，和徐律聊天、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