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孔子刚刚看到脱离困境的一丝亮光后，命运再次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就在孔子十七岁时，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这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自立的少年是何等残忍！这意味着在外面受了委屈后，再也没有人能给他擦一把心酸的眼泪；这意味着面对生活中的出现艰难抉择时，再也没有人给他拿个主意；这意味着自己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同时更意味着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坚强更独立的人。
按《史记》。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也就是说，孔母死后，孔子为掩人耳目，只是暂时浅葬母亲于一个叫“五父之衢”的乱葬岗的地方，然后，通过向一个以运送棺椁为职的挽父打问，弄清了父亲的墓穴所在地。于是，孔子得以完成双亲的合葬。
为什么非得合葬呢？《孔子家语》给出了答案：孔子之母既葬，将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闻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
“祔葬”即为“合葬”的意思，通过从小对丧葬礼乐文化的学习与反思，孔子认为父母合葬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就采取了合葬的礼仪。
尽管鲁人有如此习俗，孔子的这种行为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试想一下，一个身份尚未明确的野孩子竟然敢公然掘开一个“以勇力闻于诸侯”的鲁国英雄的坟墓，社会影响力将有多大！孔子的异母哥哥孟皮将作何感想？为此，钱穆感慨说：“时孔子尚在十七岁以前，而其临事之缜密已如此。”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条记载很怪：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也就是说，孔子在母亲在世时，曾向母亲打问过父亲的葬身之处，可母亲“讳之”，闭口不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历史学家各有推断，而且各有成立的理由。以我本人看，与孔母为这桩兰因絮果的婚姻心生怨恨有关，当时的年少冲动，顶着忤逆父母之命的压力为爱情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本以为“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本以为“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可是天地不仁，让母亲颜征在与父亲叔梁纥浅尝爱情之果后就阴阳两隔，孤儿寡母该怎样与丈夫留下的一妻一妾，九女一儿相处？丈夫离世，俸禄断绝，吃穿用度又从何而来？现实处境，着实无望，令人心酸，所以，孔母不得不带着小孔丘“自出”于夫家，然后到曲阜阙里另谋出路，孤儿寡母在颜氏族亲的帮扶下勉强度日，其中艰辛，虽两千年以降，依然可于想象中模拟得之。孔母由此所产生的屈辱，怨恨，委屈等等都足以造成心理上的抗拒，往事不堪，不忍追忆，亦为人之常情。所以，孔母不愿向儿子谈起父亲，谈起往事，自然，孔子也就无从得知父亲之坟茔所在。
一个少年竟然能完成这样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钱穆赞之有理。对于当代人来说，十六七岁的少年还是一个不能独立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读书学习，别无它虑，也别无它能，与少年孔子相比，真是幸福之极，无以伦比。当然，我们不应该以此而贬低当代少年，更不应该以此责难当代少年。时代不同，形势不同，当代少年有当代少年的责任，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反省我们教育上的偏差：重书本，轻实践；重成绩，轻德行。除了会应对试卷上的难题外，于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与实际难题往往表现出的是一脸茫然与束手无措。我们对孩子的心理建设是有欠缺的，我们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是有偏差的，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礼记·檀弓》载：“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即孔子合葬完父母后仰天长叹：“我孔丘此后，周游天下，要成为东西南北之人”。于是，孔子打破了不立坟丘，不种树的传统，在父母墓穴地垒起一个高四尺的石头坟丘做为标记。
人在困境中是可以选择的，而大多数人却无意识地放弃了这种权利。固然，直面痛苦是件残忍的事情，可是，唯有直面，才能让意识之光照进现实，告诉自己：“这就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它再不堪，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接纳它！”当一个人能这样做时，就是在放下，就是在宽恕，他是有力量的。当人不再抗拒时，上帝就露出了笑容，赐予人更多的力量。不抗拒并不是说无所谓与破罐破摔，而是为了生发更多的智慧与激发更强的斗志！而是把此看做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帮我成长，助我成才。我们一定要拆开这个礼物，不因它包装的丑陋而拒绝里面包裹的美意。
孔子在找到英雄父亲叔梁纥的墓葬地的同时也找回了自己“士”的的身份。《史记》通过十七年后的鲁大夫之口透露出了孔子的身世：“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根据史料，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朝的创始者商汤的始祖契。咱们再简单的捋一下，看出过多少重要人物。首先是微子启，宋国的开国国君，是孔子的十四祖微仲的哥哥，微仲衍又三传而至孔子的第十一世祖宋湣公。宋湣公有二子：弗父何与鲋祀。湣公传弟不传子，立弟炀公。鲋祀不服，杀了炀公，欲推兄长弗父何（十世祖）为君。弗父何不允。从弗父何这里，孔子先祖开始由诸侯降为公卿。而孟釐子对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倍加赞赏，说连续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位国君，被封为上卿。三朝元老，德高望重，谓权倾朝野。按说这样的人会比较高调张扬，不可一世。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谦逊：第一次曲背受命；第二次是弯腰受命；第三次几户是匍匐受命。走路时，是循着墙根儿走，不与人争道。他还铸造一鼎大尊，把这些铭文刻上去，用来警戒后人要为人谦逊，虚怀若谷：行事谨慎，如履薄冰。
令人可惜的是，正考父之子，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并没有理解其父的用意之深，孔父嘉英俊挺拔，气宇不凡，作为宋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负责统领宋国三军，可谓风光无限。这个时候，人是很难想起“圣祖训”的，想当然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无非就是鲜花美酒，歌舞升平。
于是，难免做事高调，风头尽出，锋芒毕露。骄傲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再尊贵的头颅也难逃被杀戮的阴谋。孔父嘉做梦也没想到，在一次政治势力斗争中，会被宋戴公之子即太宰华父督所杀，而且所凭借的托词竟然是：“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史记•宋微子世家》）由此可见，正考父所要求孔父嘉所操守的谦卑做人，低调处事原则是有远知灼见的。遗憾的是，孔父嘉没有重视到其父的良苦用心，最终，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可以想见，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木金父的儿子祁父在宋国世仇敌人的蹂躏下该是怎样地仰人鼻息，苟延残喘。到祁父的儿子孔防叔（孔子的曾祖父）终于逃离了宋国，扎根在鲁国并出任臧孙氏采邑——防的邑宰。《世本》载“其子木金父降为士”，由此可见，孔氏一族身份一落千丈，由天子，公卿之家一路降为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士。
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
依世态常情，有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史，完全可以于人群处，晚辈前或轻描淡写或煞有介事的来上一句“我祖上曾经阔过”。可是，孔子从来没有以此炫耀过。做学问追及祖先出身，多少有点挟古人以自重的意思，为有学之士如孔子者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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