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导致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不仅西北羌族起义接连不断，而且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此伏彼起，遍及全国。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的腐朽统治，使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长官和地方豪强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特别是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政府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并赋予其领兵治民之权，进一步助长了军阀割据势力的膨胀。

次年，汉灵帝死，14岁的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被宦官所杀，但不久宦官势力又被袁绍消灭殆尽。至此，外戚宦官两败俱伤，奉命入京的并州牧董卓遂废少帝刘辩，另立9岁的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则自任相国，专擅朝政。各地州郡牧守以讨伐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公元192年董卓死后，各军阀势力之间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割据混战。

就在关东混战不已之时，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北地先零羌及金城人边章、韩遂等也于中平元年（184年）起兵陇右，杀死了护羌校尉伶征和金城太守陈懿，进而又以诛杀宦官为名东入三辅，占有关中。陇西宋建则聚众袍罕(今甘肃临夏），自称“河首平汉王”，改元建号，设置百官，历时三十余年，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才被曹操部将夏候渊平定。在此期间，凉州刺史治所已内迁至汉阳郡之冀县，“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朝廷乃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另以张奂之子张猛为武威太守。二人初到任所，邯郸商被张猛所杀。雍州刺史和武威太守均由皇帝下诏任命，但张猛擅杀邯郸商，朝廷并未追究；而割据关陇的韩遂为扩充势力，则乘机“自上讨猛”，张猛穷迫自杀。

足见当时东汉政府已经失去对河西的控制，河西诸郡遂出现了割据自保的局面。《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云：“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魏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曹操为扩大其势以制天下，曾于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并了司隶及凉、幽、并、交诸州，其中凉州并入雍州。因此，当时自三辅以西至西域均属雍州。但因“方事定蜀”，无暇远顾，对河西诸郡只是遥领而已。根据雍州刺史张既的建议，曹操并未立即出兵河西，而是任其火并，坐观其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张掖的和鸾杀了武威颜俊，和鸾不久又被武威王秘所杀，张掖遂为张进所据有。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歧为刺史”，正式对河西进行统治和管理。然而，长期据地自雄的河西官吏却拒不服从。当邹歧到河西赴任时，先是张掖张进举兵抵制，接着酒泉黄华、西平麴演亦“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与此同时，武威三种胡也乘机反叛。一时之间，“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当时只有武威太守册丘兴“志气忠烈”，依然效忠中原政权。在“道路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得向金城太守苏则求救。苏则乃与屯守金城的将军郝昭、魏平联合出兵救援，在雍州刺史张既的策应下，迅速降服了武威三种胡，并与武威太守母丘兴进击张掖。麴演闻讯后，即率军前来，名为参与平叛，实则欲为张进外援。苏则等将计就计，斩杀了麴演。接着又击杀张进，平定了张掖。酒泉黄华因受到敦煌长史张恭的进攻，不敢东进救援张掖。张掖既平，酒泉孤掌难鸣，黄华也只好投降。至此，河西走廊的叛乱终于平定了。

但是，曹魏在河西的统治并未就此稳定下来。不久又发生了凉州卢水胡伊建妓妾、治元多等的反叛事件，于是“河西大扰”。因邹歧对河西局势束手无策，魏文帝以张既“谋略过人”，“非既莫能安凉州”，乃以张既取代邹歧为凉州刺史。张既到凉州后，迅速平定了凉州卢水胡和酒泉苏衡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的叛乱。又“筑郁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于是“群羌归土”，河西局势遂逐渐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