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杨柳

一

我是一本书，书名就不必提了。

与我将要提及的中外名著相比，我只不过是一只群星下的萤火虫。按理说我没有资格冒泡发言，但既然今天（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也不甘于在书架上沉睡。

据说，四百零六年前的今天，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起逝世——尽管此说并不靠谱，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就像愿意相信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同年诞生。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位心高气傲的老前辈。

它曾说过，一本书能否长久流传，作者是谁至关重要。在它看来，莎士比亚固然可以，塞万提斯当然也行，但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两个都要。

这位前辈就是《卡丹纽》——莎士比亚改编自《堂吉诃德》的一部戏剧，上演后曾轰动一时。可如今，莎士比亚全集中并没有它的身影。

它最终还是失传了，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扼腕的传说。

△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

这件事令我明白，一本书纵然深邃如星空，辉煌如太阳，也往往不堪时间之一击，随时可能被一枚小小的二向箔降维毁灭。

比如苏轼的《论语说》，曾影响宋朝几代学者，如今仅剩断句残篇；比如张若虚的诗歌集，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力压全唐，如今仅有两首存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作为美学史上扛把子的巨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仅存上部，下部则踪影成谜，随之失传的还有《论荷马史诗中的疑难》和《戏剧录》。顺便说一句，翁贝托·艾柯就是以《诗学》下部为谜底，设计了《玫瑰之名》的悬疑迷宫。

《诗学》好歹还有上部，《乐经》则已一页不存。这本华夏美学的奠基之作，与诗、书、易、礼、春秋并称“六经”，属于问世即经典、出道即巅峰的“经字辈”神作。但即便如此，《乐经》还是没能熬到西汉，就湮没于时间的浩浩洪流。

你可能会反驳，文科书籍易失传，正是因为不实用。相比之下，理科书籍更有生命力，即使一言不合就焚书的秦始皇，都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手下留情。

对此我只想弱弱地问一句：《黄帝内经》犹存，《黄帝外经》安在？

二

我是一本书，这意味着我将时刻面临书的厄运。

这些厄运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远远超出了古人总结的“五厄”“十厄”。事实上，坦然接受亡于失火、毁于战乱的厄运，本就是作为一本书最基本的生存觉悟。但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厄运，可能会超出一般人类的理解。

前面提到医学著作，那就必须谈谈华佗。资深三国迷都知道，华佗临终前将自己的医学手稿交给狱卒，但狱卒不敢收，只好付之一炬。

说实话，这本书的遭遇值得同情，但相比之下还算不错。至少，作者亲手毁灭它纯粹是出于被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曹操——一个被害妄想症重度患者。

而对于一些更不幸的书来说，最大的生存危机来自作者本尊。

比如《李长吉歌诗集》，就摊上一位千年难遇的奇葩作者——李贺。这位鬼才诗人除了写诗不要命，还有一个极不礼貌的坏习惯——“或时有著，随弃之”，意思是一边写诗一边丢，活像狗熊掰棒子，不是诗神附体干不出这种事。

好不容易降生于世，《李长吉歌诗集》又面临更险恶的命运。这件事要从一个名叫杜牧的男人说起。没错，就是那位写《阿房宫赋》的大神。

△李贺与杜牧

公元831年秋天某夜，杜牧收到好友沈子明的来信。

信中说，李贺临终前将幸存诗稿托付于自己，但由于种种原因，诗稿被弄丢了……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才在一个破箱子里找回，现请杜兄帮忙写篇序。

杜牧翻开诗稿，瞬间惊为天人……

这大概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个秋夜，一定被李贺重见天日的诗吓得“石破天惊逗秋雨”。

话说回来，在自毁作品方面，杜牧同样是个魔鬼般的存在。据《新唐书》记载，杜牧临终前做了两件事，一是自拟墓志铭，二是焚毁自己的文章。

杜牧焚稿，大概是嘲讽人生与世事的行为艺术；果戈里焚毁《死魂灵》第二部，原因则非常简单粗暴——它写得不够好。

这类作家还有很多。比如卡夫卡，临终将遗稿交给朋友，并嘱咐他将它们烧掉；比如佩索阿，生前仅发表极少作品，遗稿都藏在不起眼的箱子里。

这些作品，包括《审判》《城堡》《不安之书》……试想一下，假如它们从此随着作家本人一起湮没无闻，二十世纪文学将会多么黯淡。

△费尔南多·佩索阿与弗朗茨·卡夫卡

三

我是一本书，每当想起这些毁稿狠人，都不免瑟瑟发抖。

鲁迅从阿长的故事中体验到“做人之险”，我则从书籍的故事中感受到“做书之险”。然而，人尚能以意志掌控命运，书则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前面提到《诗学》第二部失传，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概率几乎相当于彩票中奖。

亚里士多德逝世后，遗稿由弟子代代相传。传来传去，就像耳语传真游戏一样传丢了。后来，有人在地窖里发现了它们，并卖给一个非洲富豪。当它们被送入罗马图书馆时，已经是亚里士多德殁后三百年……

省略号后面还有更加漫长曲折的故事。这些故事，甚至比张无忌闯入山谷发现《九阳真经》更加惊险，令我不禁为亚里士多德捏一把汗。

△拉斐尔《雅典学院》

庆幸之余，我想起了更多命运坎坷的书籍。

比如《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作者在忽必烈时代从中国出发游历亚欧各国，堪称“逆行的马可·波罗”。但直到1887年，这本书的底稿才重见天日。

再如《光明之城》，作者于南宋时期从意大利抵达中国，记录了泉州这座“光明之城”的城市繁华与思想争鸣。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才公开出版。

这些书界传奇令我明白，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书一定不计其数。鲁壁遗书是个幸运的偶然，敦煌遗书是个伟大的奇迹，更多书籍只能默默接受失传的厄运。

△1907年，敦煌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作为书籍，我们的使命是承载知识与思想，但前提是生存下去。现代人很难理解一本书究竟有多么脆弱。帕斯卡尔那句形容人类的名言，用到我们身上更加合适——“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将其毁灭。”

不妨想象一部经典在战胜时间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多少幸运。

当它从作者心中化为许多文字，当它从手稿状态变为出版状态，当它从绢帛竹简抄到蔡伦纸上，当它从古人手里传到你的手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因此，作为一本书，我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送给读者一句肺腑之言：每一本书籍都传承不易，每一部经典都珍如黄金。对于读者而言，读到就是赚到，一本可获万利——这是世界上唯一稳赚不赔的生意。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魏礼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