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资料的必须供给，人类往往不会总是居住在一个地方，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迁徙。从原始社会的渔猎部落，到席卷世界的黄金潮，然后到新中国的林业生产建设，大兴安岭人迁徙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而恰恰是这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迁徙过程，改变了大兴安岭，甚至改变了神州历史。

史前人类的生存需求，迁徙方式为由南向北

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几乎是成了全球共识。这一学说认为大约在170万年前，人类始祖东非直立人借助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到了亚洲，继而在一万五千年前进化成现代“智人”，他们走过寒冷的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最后登上美洲大陆。而大兴安岭古称“大鲜卑山”，恰好是连接亚洲东北、西北与西伯利亚的重要通道，大兴安岭古人类迁徙与繁衍生息，也由此展开。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碧波提出，大约两万年前，黑龙江地区的古代狩猎民族中的一支或几支从东北亚腹地经白令海峡到北美大陆，这群人就是生活在嫩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以狩猎猛犸象、披毛犀等大野兽为生的北方原始民族，他们完成了途径大兴安岭的横跨12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的人类跨洲大迁徙。据《大兴安岭历史编年》(2001年版)记载：1981年，在漠河县漠河乡老沟和额木尔河间，发现了距今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文化遗址;1975年，在十八站林业局发现了距今13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1978年，在呼玛县原江湾农场，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在上述远古遗址中发掘出的刮削器、夹状器、雕刻器、石叶、石片、石簇、石环、陶片、骨器等充分证明，旧石器时期大兴安岭存在高度的史前文明，人们的迁徙方式是以追随猎物而产生的由南向北迁徙，生产生活方式以采集、狩猎和捕鱼为主，当时的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渔猎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开疆拓土的发展需求，迁徙方式为由北向南

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农业促进了社会发展。一些部落开始迁移到以长江与黄河为中心的地区，部落居民从渔猎经济转变为农业生产，从而不断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与食物矛盾需求。这一时期大兴安岭人类由北向南的迁徙活动主要以拓跋鲜卑为代表。

春秋战国以前的周成王(公元前1055年~公元前1021年)在岐山大会诸侯时，不认为鲜卑守祭神的火堆盟主是正式代表，鲜卑人认为是蔑视和耻辱，一怒之下返回大兴安岭的北部森林中奋发图强并迅速发展起来。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部落发展壮大、人数不断增长与生产力落后矛盾日益突出。拓跋鲜卑至公元81年乘北匈奴西迁之际南下，走出大兴安岭并在公元156年建立政权，在魏晋南北朝时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一百七十年，这一时期的迁徙方式均是由北向南迁徙，起点为以嘎仙洞为代表的大兴安岭南坡。在呼伦贝尔发现的古墓群是拓跋鲜卑第一次向南迁徙过程中留下的遗迹，表明拓跋鲜卑当时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随着拓跋鲜卑的迅猛发展，以达赉湖周边荒芜空旷无法建都城为主要原因，加之部落首领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受到局限，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至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逐步接近了中原文化。拓跋鲜卑于公元220年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向南迁徙，主要从塞北迁居河西，即现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地区。此后直至建立北魏政权，统称为第四次南迁，拓跋鲜卑部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大部分部落人民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喧嚣的大兴安岭自此回归宁静，数量不多的少数民族安逸的居住生活在这里。

疯狂诱惑的黄金需求，迁徙方式为南北交织

1877年，一位鄂伦春族老人在此葬马掘穴，无意中挖到一些金块。“漠河产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黑龙江沿岸以及西伯利亚的后贝加尔一带，大批俄国哥萨克在秋末冬初封江终航之前乘船来到漠河。短短几个月，“俄人在漠河山内召集中俄4000人，大事工作造屋700余间，立窑500余所”(徐宗亮《黑龙江卷四》)。到1885年初，漠河人口竟达万人以上，其中以俄国人为多，次之为中国人，纷至沓来的还有朝鲜、犹太、德国、法国、波兰、美国人等。这些非法的金矿盗采者在沙俄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很快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组成的非法矿区自制政权——市政厅，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史称“极吐尔加共和国”。这个非法长在中国领土上的毒瘤被清政府于1886年初武力取缔后彻底铲除。

1888年10月，清政府委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官办金矿——漠河金厂，也就是100多年前曾经影响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胭脂沟，当时沟内市井繁荣，典当行、俱乐部、餐馆、客栈、马戏场、浴池、杂货店、商号等达150余家，仅妓院就达到30余家，有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妓女1000余人，人口一度达到2万余人。来自神州大地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蜂拥而至的盲目迁徙，只为了一个让人疯狂的黄金梦，而短暂的繁华也没能掩饰住沙俄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以胭脂沟为中心的人们四散而去，属于一种无规律的放射状迁徙。

百业待兴的建设需求，迁徙方式为由南向北

大兴安岭是国家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森林面积为712.3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85.30%，活立木总蓄积为6.36亿立方米，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既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木材的原因又是千里边疆保家卫国的戍边需要，也由此拉开了由南向北的又一次人口大迁徙的序幕，铁道兵及其复员兵、林业和地方人员、知识青年构成了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初期的主力军。

1964年1月，林业部和铁道兵联合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提出“采用石油部建设大庆的经验，集中力量在大兴安岭的北坡、东坡打一个歼灭战”。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该报告并决定成立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党委，铁道兵三、六、九师增编到8万人，全部投入到开发林区的会战中，林业和地方投入2万人，这就是大兴安岭开发史上的“十万大军会战林海”的由来。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步伐加快，5万知青奔赴高寒禁区，使大兴安岭成为当时在全国仅次于延边的人均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人口顶峰时期达到了54万余人，这主要是得益于计划经济下的林区经济繁荣、物质充裕而导致迁徙来的人群不断增多，定居下来的人们生育繁衍也是人口增多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十余年来，根据大兴安岭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末全区总人口535104人;2010年末全区总人口520280人;截至2020年11月1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区常住人口仅为33.13万人。 以上人口数据显示，大兴安岭作为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一直处于向经济发达和环境优良地区输出的过程，尤其是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外出务工及外出就业使劳动从业人员不断外流，开启了新一轮由北向南迁徙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作者牟海军 系中国岩画学会会员、印度岩画协会会员、世界岩画断代与保护中心专家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