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剿灭群雄，驱除胡虏，除太祖善于得才驭将外，还在于太祖于关键时刻军事战略之正确选择。

今试述其两次重大军事战略选择为例：

一是统一江南军事行动。

太祖起于淮右，初以应天为基础，必先统一江南，始能做北伐之图。是时江南群雄，按实力论，一为张士诚，据于湖杭之间；一为陈友谅，据于两湖之间；另有方国珍据于福建一带。按兵力与能力论，陈友谅为强。时诸将皆以先取相对较弱的张士诚，后取实力最强陈友谅。独太祖以为，友谅据上游之势，其于应天之威胁，远甚于士诚，且友谅用兵远较士诚为诡，一旦先用兵于士诚，友谅必趁隙东下，使吴军腹背受敌；而士诚则为“自守之虏”，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若先平友谅，则士诚必不为所动。一旦友谅灭，则士诚必“一举可定”。后吴军以元璋之正确战略指导，果然次第剿灭江南群雄，消除北伐之后患，从而为全力北伐积蓄充足力量，为大明开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北伐军事行动。

明太祖朱元璋兼并江南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诸雄后，没有丝毫懈怠，立即着手北伐之准备。时元廷之长江以北，方保持着强大之军事实力。其中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库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等名将。朱元璋始图北伐，领兵大将徐达等原欲由江淮长驱北上，直捣元都，太祖认为不可，其召诸将论北伐之战略曰：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屯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下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后太祖以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副之，用兵二十五万，兵临行前太祖又招诸将诫曰：

“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所经之处，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并告徐达专主中军，策应群帅，備能以运筹决胜。后徐达按太祖之略，统军自淮安、沂州北上，一路下山东诸地，驱河南之敌，后又根据形势变化，改变西取关中之策，转军河北，直下元都，再转军西南，扫荡关中诸雄，后又挥师北上，两征漠北，将残元势力剿灭殆尽，中华主体之汉人政权，自唐中安史之乱后，近五百年来再一次重新进入燕云地区，中华之拓土开疆，远超汉唐矣！

读史于元末明初，是天下纷乱，群雄逐起，北有元廷诸雄兵乱，南有红巾群枭奋起，元璋独于群雄中目光宏远，胸怀全局，先难后易，先强后弱，始能渐次荡平江南，为北伐奠定坚实基础。设若元廷和张士诚稍有远见，趁元璋西向攻取友谅之机以奇兵袭取应天，破其老巢，则中国历史格局必转他向。至于北伐一役，自炎黄涿鹿之战开始，即有先例，然三千年来未有成功者，以北人彪悍，长于骑战，且环境恶劣，性格坚韧之故。唯太祖以元人残暴，荼毒天下，奋而聚天下英雄，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伟略独运，终于首次自南而北统一华夏，为中华之大一统局面再铸磐石，此可谓太祖于中华民族不世之功。

总结太祖北伐中原之远见洞明者有五：一曰方向正确，自山东北进犹如右勾拳之行动，置敌于死地而无后患之忧，实神来之笔；二曰择将之明，明军将领，徐达明于韬略而忠诚稳重，常遇春勇猛善战而耿直为怀，其他如邓愈、冯胜诸将则各当其任、各立其功；三曰兵力集中，因当时天下大乱，局势未稳，兵力分散，若分兵几路北伐，兵弱势单，或为元军各个击破，无如集中一路，集中用兵，此明于敌我之情；四曰因敌于情，针对元末四种势力（河南王库库，河北王孛罗，关中张良弼与李思齐，其他汉元将领），有击之，有降之，有围之，有说服之，有离间之，达到以最小之兵力，成最大之作战效果；五曰因势而变。当徐达抚有山东，全领河南之时，按原计划本当西取关中，但徐达认为可以先取元都时，太祖审时度势，同意前军元帅之建议，遂加速元廷之败亡。此五者，太祖之伟略雄才，可见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