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绝不做那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史飞翔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下午，北京大学及北京其它大专学校的学生在游行即将结束时，有三十余人被巡警当场拘捕。蔡元培知道此事后，内心十分同情学生，遂与各校校长竭力营救。经多方斡旋后，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

8日，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了请辞北大校长信。5月9日，蔡元培写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发表在次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此后，蔡元培又写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内容如下：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宣言在蔡元培离开北京时就已经拟好了，原本想着到达上海后立即宣布，但因北京方面不断来电挽留，更有友人殷殷劝勉，加之后来蔡元培又生病，故直到6月15日宣言才正式对外发表。

在这份辞职宣言中，蔡元培措辞激烈地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到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蔡元培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好选择离开北大。尽管蔡元培心意已决，但有些事偏偏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此时北大师生一致呼吁，恳请蔡元培留下执掌北大。后来，经过校内外多方持续数月的敦请挽留，蔡元培最终放弃辞职，于9月20日回校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