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之所以撰著《淮南子》，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治国诉求。《淮南子》在政治上尤为重视统治者的“用人”问题，“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

《淮南子》从治国重才、明于察人和用人有术等方面，阐发其“用人之道”，力求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一套卓有成效的用人方略。

观人用贤要重德扬长

《淮南子》认为，真正的贤才经常混迹于众人之中，并不容易被人发现和赏识，因此统治者在治国上要想“求贤”以为己用，就必须具备知人之明，善于在凡众之中发现人才。

《淮南子》指出，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如百里奚、伊尹、姜太公、宁戚，无一不是起身于卑贱“洿辱”之中，在常人眼中都被视为“不肖”，但当其被秦穆公、商汤、周文王、齐桓公等英明君主擢识之后，最终都以自身的“大略”，成为一代贤相名臣。

可见，对统治者来说，懂得如何“发现”人才，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统治者要慧眼识贤，就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见识，以及精当的观人之法。

对此，从实践着眼，《淮南子》向统治者提出几点建言：

观人论才要兼重德能，以德为先。优秀的人才能“尽众益”，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其中尤以“仁”“智”为本，而且“仁”为贤才的内在品性，对贤才之“智”应发挥主导作用。

观人论才要善观明察，注重细节。贤才与“乱人”，智者与愚者，在现实政治中时常混杂一处，只看其表面现象，统治者很难有效区分。但是，那些英明有断的统治者，却能解决这种不利情况，因为他们善于“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为便于统治者的实际操作，《淮南子》还具体阐述察贤之法：“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

观人论才要持公去同，举贤立功。要尽力避免以“同”取人，只注重选用那些合乎或顺从自己私欲的人，而忽视那些与自己不同好恶的真正人才，因为“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统治者只有从公心出发，不为私欲而扰，才能发现那些不同于凡庸，确有治国之能的人才。

治国之要在任贤用众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治国上要用人有术，既能量才施用，循名责实，赏罚得当，也能汇聚群才，积极用众，充分发挥人才的集体效应，为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好的政治辅助。

统治者在用人上应善于“因其资而用之”，能从人才自身的才能特点出发，顺其所长而用之。英明的统治者在用人上应力求扬长避短，合理发挥各种人才的特点。由此，《淮南子》指出，如果统治者在用人上做到“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那么，“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由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淮南子》明确提出，统治者在治国上需以“术”驭人，而这“术”就是“法律度量”，以及随之产生的赏罚手段。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循名责实，赏罚分明。

《淮南子》还特别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要求统治者在用人上所采取的赏罚手段，应该出于为国谋利的公心，而不是局限于自身的一己好恶。

“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淮南子》在治国上尤为强调统治者要积极“用众”，能广聚群才，以为己用。

《淮南子》深刻指出，统治者即使身处权力巅峰，不论其如何聪睿，终究为一己之能所限，因此“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基于此，《淮南子》主张“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希望西汉统治者广开用人之途，得人心而尽众力，充分发挥人才的集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