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肘，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李宗仁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蒋介石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月中旬。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张发奎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肘，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急急地数落了蒋介石一通后，本以为蒋介石会暴跳如雷、咆哮辩驳的，可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唯唯而听。李宗仁见蒋介石面色紧张尴尬，不置一词，他获得了心理上从未有过的满足，仿佛过去所受的一切窝囊气与遭到的挫折都从蒋介石的深默中得到了补偿，于是气势渐消，冷冷地起身告辞。李宗仁劈头盖脑的一番指责让蒋介石难受了好一阵，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听任别人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