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戊戌变法之后，体制外的孙中山就开始有市场了，他的革命党就诞生了。他自己都回忆说，在1900年以前，几乎没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还很少。
但是从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涨起来，为什么？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日本大胜的这个结局这个对中国人的刺激很大，实际上比在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近代史以来，被认为落后的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这让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体制先进，小国也是可以打败大国的，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商人、读书人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派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慈禧也不糊涂，她宣布1905年预备立宪。她一提出立宪，一下子万众欢腾，觉得朝廷从上到下边的变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从下往上，社会容易动荡，代价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宪，张灯结彩，编歌的，游行的，喊大清皇朝万岁万万岁。君主立宪应该从改官制入手，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虽然非常有才干，但他的问题是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权威。
有一次开会，一个八旗官员就拿着枪，对着袁世凯说，你别太猖狂了，你只是个奴才，不用你来规定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还有，袁世凯提出来改官制，首先要把军机处撤了，要把太监制度给撤了，那太监一听说了，100多个太监把袁世凯围起来拳打脚踢，后来是庆亲王奕劻把他给拉了出来。
很多旧的机构，像理藩院、鸿胪寺这些机构都要撤销，但这些机构都是满清贵族当权，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爱新觉罗的，我当官我掌权。袁世凯说我要到广东阅兵，不管这件事了。这时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军机处不准撤、太监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这时她又搞政府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不搞还好，一搞就更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儿呢？它打破了原来形式上的满汉平等，在新的机构中，满族人的权力占了绝大多数，使很多汉族人心里很不满。本来大家都支持维新，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这时候支持她的立宪派开始质疑了，说你是假立宪。而我看到梁启超给他老师的信说，他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开始论战，因为孙中山觉得革命力量开始形成了，孙觉得这时候可以开始和立宪派争夺了。
实际上从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之后，一批原本爱国的留学生，觉得清政府卖国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三种力量：一个是立宪派，主张改革；一个是清王朝，决定按原状维持下去；一个是弱小的革命派，他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会。这三种力量，从1905年开始对立。
我们刚才讲到，清政府宣布立宪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多，但后来大家觉得受骗了，所以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就谈到这点，说在改官制没宣布之前支持我的东京留学生特别多，改官制一出来，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开始多起来。梁启超在1907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经典，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他看到了现政府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让革命发生，但清政府看不到这一点。
清政府在1908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在理念、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但清王朝觉得日本天皇权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权力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对日本明治宪法进行了改动。比如说在日本明治宪法中，规定的百姓的权力是14条，清朝的只有9条。
历史学界对于清政府的立宪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据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么样，中国有了宪法，有了资政院，认为他是真立宪。有的人认为，他做的很多东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没做，是假立宪。我觉得这是标准问题，说他是真的有道理，说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受众，被统治者认为它是真还是假。
日俄战争之后，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赶上了维新派，赶上了改革派。清政府这时还是没醒悟过来，在1908年8月，统治者发出一个通缉令，事实上要通缉梁启超，说梁启超罪大恶极。这时候革命派说，你梁启超天天跟我们说政府是好的，会进行改革，现在他通缉你，结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对手。
慈禧在1908年这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形势紧张，还耿耿于怀十年前梁启超跟光绪皇帝在一起的维新，她没想到把梁启超为自己所用。这一下革命派高兴坏了，通过搞改革，这是最好的方式，结果梁启超成了最大的敌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这也是清王朝的悲剧，你本来就岌岌可危了，你还把一个替你十几年在海外跟人论战，来替这个王朝辩护的人，反而把他当成罪犯抓起来。这时候立宪派就就要求加速开国会，从1910年开始，几次要求开国会。
每次开国会都是士绅，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会的领导人。第三次开国会的时候，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因为他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他就跟奕劻说，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是不希望社会动乱，不希望革命，而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觉得天下还是我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干什么。
清政府对立宪派进行了几次镇压，你镇压一次，就会损失一些立宪派的人。立宪派本来很温和的，但镇压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就开始激烈化。而沈缦云的请愿被拒绝后马上就打道回府，他觉得不能和这个政权联系了，他临走之前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他一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了，上海商会本来是与同盟会对立的，现在就证明了立宪派承认自己失败了，革命胜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革命胜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成立了内阁。但是他成立的内阁里面皇族成员占绝大多数，立宪派现在更觉得你根本不想改，13个内阁成员有9个是满族人，满族人中又有7个是皇族的。刚才说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于是立宪派赶紧去跟朝廷谈判，说按照内阁的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但是我们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总理大臣别让皇族成员当，哪怕是个不是皇族的满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还是很傲慢，说你们太嚣张了，说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你们怎么能来决定皇室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们就是奴才。
所以这时候最富的人也觉得无路可走了。没过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早几年同意全国修铁路，但政府修着修着没钱了，就下一纸谕令允许民间的铁路公司修铁路。而民间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以后，又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去赔偿，他总觉得让你修，是让你发财，是我的政策好，我现在就要收回，你必须听我的话。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运动就爆发了，紧接着武昌的新军就展开起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得到了立宪派首领、富商汤化龙出来的支持。
编辑 |闫红 别毕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