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曰29日，洪秀全在十余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将士簇拥下昂首进入南京，昔日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终于被这群农民反叛者踩在脚下。

经过数日血战，南京城内火光冲天，尸骸狼藉，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昔日花团锦簇、富贵温柔的金陵城已成人间地狱。太平军占据南京，接下来便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去还是留？其实，早在攻克九省通衢的武昌城时，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难题就困扰着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层。占领一城一池，并非终极目标，推翻满清统治，才是全体天国将士的共识。问题是采取何种战略目标和战术途径直捣帝都北京呢？

对这一问题，天国最高层和一些高级将领间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以翼王石达开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清朝虽已腐朽，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因此，挥师直扑中原，杀进帝都的时机还没成熟。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阜民丰，易守难攻。太平军可溯长江入川，再图攻伐中原，进军北京，彻底夺取全国政权。以枭雄罗大纲、女将苏三娘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下一步太平军应由湖北进兵河南，定鼎中原后，再直捣清廷老巢——北京。洪秀全很支持这种观点。东王杨秀清则以天父下凡传言的方式力排众议，决定东下江南，占据繁华富庶的古都南京，再图发展。

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对之后太平天国的整个发展进程影响深远。攻占南京，是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东王杨秀清一贯力主建都南京，洪秀全则做起了帝王梦，想挥师北进，攻占京津地区，彻底取代满清。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后经水军将领从中调停、劝谏，遂各让半步，采取折衷之法：先建都金陵，待局势企稳后再大举攻伐中原，夺取全国性的胜利。洪秀全下诏，改南京（又称金陵，江宁）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国都；将原清朝两江总督府扩建为天王宫，作为其日常居停和处理军政大事的场所。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立刻派兵廓清外围，攻占了镇江、扬州、庐州、安庆等重要据点，有了一大片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天京由此成为了天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了天京，太平天国的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同清廷统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的局面。

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围绕着洪秀全在大局未定、清军实力仍很强大之时，就急于在天京建都称帝的利弊得失，历来就有激烈争论。

持肯定意见的一派认为，定都天京，结束了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四处流动作战的不利局面，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基地。数十万随军老幼妇孺和伤残将士等非战斗人员得到了妥善安顿，使北伐、西征的将士可以心无旁骛的轻装前进，一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建都后，具备了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指挥决策中心，对清王朝的威慑也更大。反对意见则认为，太平军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还处于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就急于定都天京，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也失去了乘胜北进、巩固胜果的绝佳时机。定都在天京这个温柔富贵乡后，一系列不利的现象和变化开始显现。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目光短浅、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痼疾和争权夺利的权欲观念，在太平天国中高级将领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间滋生、蔓延。享乐须趁早的的观念大行其道，起事之初的强烈进取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最要命的是，定都天京后，战略进攻的态势变为被动的战略防御，后来太平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防守天京为首要目的，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都是为了缓解清军对天京的重重围困，不得不分出绝大部分兵力，用于天京周边的布防和鏖战，分散了北伐和西征的力量，形不成绝对优势，贻误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的最佳时机。

千秋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仔细翻阅史书，不难发现，定都天京后洪、杨所犯的一系列战略和政治决策的失误，都与太平天国极度缺乏足智多谋的高参型人才有关。史载，太平天国每到一处，都大肆捣毁孔庙，使传统知识分子与他们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和曾国藩幕府里英才汇聚相比，太平军阵营里虽不乏能征惯战之将帅，但深谋远虑的幕僚型人才明显匮乏，甚至根本没有。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不乏精于战术、能征善守的骁将，但缺少纵横捭阖、眼光长远的战略大师，缺少类似于辅佐朱元璋成就大业的朱升、宋濂、刘基、叶琛这般高瞻远瞩的大才，这才有日后之败。 但建都南京（天京）与决策失误并无直接关系 。洪杨在南京也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战略，也完全可以避免政治上失策和争权夺利之惨烈内讧，从而像明朝开基帝王朱元璋那样招揽人才，稳扎稳打，逐步发展，最终夺取全国性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和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软肋有关，和太平军内部人才极度匮乏导致领导者大局观缺失有关，但和定都天京基本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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