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曰29日,洪秀全在十余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将士簇拥下昂首进入南京,昔日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终于被这群农民反叛者踩在脚下。
经过数日血战,南京城内火光冲天,尸骸狼藉,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昔日花团锦簇、富贵温柔的金陵城已成人间地狱。太平军占据南京,接下来便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去还是留?其实,早在攻克九省通衢的武昌城时,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难题就困扰着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层。占领一城一池,并非终极目标,推翻满清统治,才是全体天国将士的共识。问题是采取何种战略目标和战术途径直捣帝都北京呢?
对这一问题,天国最高层和一些高级将领间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以翼王石达开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清朝虽已腐朽,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因此,挥师直扑中原,杀进帝都的时机还没成熟。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阜民丰,易守难攻。太平军可溯长江入川,再图攻伐中原,进军北京,彻底夺取全国政权。以枭雄罗大纲、女将苏三娘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下一步太平军应由湖北进兵河南,定鼎中原后,再直捣清廷老巢——北京。洪秀全很支持这种观点。东王杨秀清则以天父下凡传言的方式力排众议,决定东下江南,占据繁华富庶的古都南京,再图发展。
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对之后太平天国的整个发展进程影响深远。攻占南京,是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东王杨秀清一贯力主建都南京,洪秀全则做起了帝王梦,想挥师北进,攻占京津地区,彻底取代满清。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后经水军将领从中调停、劝谏,遂各让半步,采取折衷之法:先建都金陵,待局势企稳后再大举攻伐中原,夺取全国性的胜利。洪秀全下诏,改南京(又称金陵,江宁)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国都;将原清朝两江总督府扩建为天王宫,作为其日常居停和处理军政大事的场所。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立刻派兵廓清外围,攻占了镇江、扬州、庐州、安庆等重要据点,有了一大片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天京由此成为了天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了天京,太平天国的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同清廷统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的局面。
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围绕着洪秀全在大局未定、清军实力仍很强大之时,就急于在天京建都称帝的利弊得失,历来就有激烈争论。
持肯定意见的一派认为,定都天京,结束了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四处流动作战的不利局面,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基地。数十万随军老幼妇孺和伤残将士等非战斗人员得到了妥善安顿,使北伐、西征的将士可以心无旁骛的轻装前进,一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建都后,具备了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指挥决策中心,对清王朝的威慑也更大。反对意见则认为,太平军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还处于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就急于定都天京,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也失去了乘胜北进、巩固胜果的绝佳时机。定都在天京这个温柔富贵乡后,一系列不利的现象和变化开始显现。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目光短浅、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痼疾和争权夺利的权欲观念,在太平天国中高级将领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间滋生、蔓延。享乐须趁早的的观念大行其道,起事之初的强烈进取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最要命的是,定都天京后,战略进攻的态势变为被动的战略防御,后来太平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防守天京为首要目的,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都是为了缓解清军对天京的重重围困,不得不分出绝大部分兵力,用于天京周边的布防和鏖战,分散了北伐和西征的力量,形不成绝对优势,贻误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的最佳时机。
千秋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仔细翻阅史书,不难发现,定都天京后洪、杨所犯的一系列战略和政治决策的失误,都与太平天国极度缺乏足智多谋的高参型人才有关。史载,太平天国每到一处,都大肆捣毁孔庙,使传统知识分子与他们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和曾国藩幕府里英才汇聚相比,太平军阵营里虽不乏能征惯战之将帅,但深谋远虑的幕僚型人才明显匮乏,甚至根本没有。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不乏精于战术、能征善守的骁将,但缺少纵横捭阖、眼光长远的战略大师,缺少类似于辅佐朱元璋成就大业的朱升、宋濂、刘基、叶琛这般高瞻远瞩的大才,这才有日后之败。 但建都南京(天京)与决策失误并无直接关系 。洪杨在南京也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战略,也完全可以避免政治上失策和争权夺利之惨烈内讧,从而像明朝开基帝王朱元璋那样招揽人才,稳扎稳打,逐步发展,最终夺取全国性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和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软肋有关,和太平军内部人才极度匮乏导致领导者大局观缺失有关,但和定都天京基本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写作不易 剽窃必究】【插图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