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财政部起初以金汇兑为本位公布《币制纲要》,但因反对者众并未实施。1914年(民国3年)2月,财政部以《国币条例》确定的银本位为依据,筹备新币。新国币由天津造币厂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阳面恭摹大总统五分侧面像,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六字:阴面为嘉禾二本,左右交互,下萦结带,中镌壹圆二字此项新币与旧日所有官铸银圆,一律通用,不折不扣”。此即俗称“大头”或“袁大头”的银圆,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驱逐外国银圆、取代前清龙洋,完成了统一国币形制的历史性任务。虽然未竞全功,我们亦不能因收藏市场上其平民化的身价而忽视它的重要性。
《国币条例》公布时,对银圆的重量、成色虽有明确要求,但并无任何需要更改纪年之规定。到了1919年(民国8年)北洋政府币制局为整理币制,拟定《改铸暨铸造银圆办法五条》呈报总统批准办理。此办法的第四条有“各厂所铸银圆,应每年颁发模型一次,注明民国某年字样”总厂即根据此办法指示赶刻新模,将纪年变更为“中华民国八年造”。然而此时中国币模用钢料皆为进口,因欧洲陷于一战的关系,材料的供应甚受影响,迁延下准备完成之时已届年底,故马上改刻“9年版”币模,在次年4月再次呈样获准后,改用新模颁发各厂,这就是民国8年袁像币特别少的缘故。
有一种说法,谓民国8年“袁大头”银圆的钢模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雕刻,这种说法十分离奇。众所周知,袁世凯像银圆模具是开制时由雕工精湛的天津造币厂意籍技师乔奇担纲雕刻,他在民国8年时被解职,难道因雕刻师离去,中国就丧失了国币肖像“版权”而必须重刻吗?就技术层面而言,币面主图案不变,只是改年份不是件困难的事。当年广东七三反版先改成七二反版,再将英文改到背面时模具都是由粤厂自行处理的,若说身为总厂的天津造币厂无能力应付币模上纪年文字的改动、简直是匪夷所思1981年美国人史威尼的《伯明翰造币厂史》(《anumismaticHistoryofthebirminghammint》)出版,登载该厂档案室中存有民国8年“袁大头”钢模及样币,币面写有“1949”阿拉伯数字,因找不出其他相关事项的档案记录,故史氏并未作出结论,而在图片说明的年份旁加了一个问号。或许讹传自此而来事实上,1980年英国学者李察·伟德发表在英国Spink公司期刊《集币通报》上的文章已披露,根据皇家造币厂档案文献,1949年3月时,有一家伦敦的贵金属期货商至该厂洽询制作袁像及孙像银圆的可能性,该厂征询英国政府财政及外交单位,答复是“必须要有该国政府或其合法承接者同意之文件,才可代造钱币”,到5月时,另一家伦敦贵金属期货商也来接洽,皇家造币厂同意先进行刻模,声明若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则须将模具销毁。5月底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向皇家造币厂询问,是否可由中方供应钢模在该厂生产银圆?几天后,第三家伦敦期货商来洽商生产袁像银圆,这时已是6月初,之后所有联系中断。皇家造币厂则继续进行模具开发,并于8月份完成,到1949年12月时,该厂了解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后,即中止结案。由前述数据可以推断:伯明翰造币厂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刻出民国8年袁像币模,除试制了几枚样币外,并没有量产且时间是在1949年。故国内生产的民国8年“袁大头”,其模具并非伯明翰厂所刻。
《国币条例》规定,一圆主币成色仍为90%,五角以下辅币均改为0°.后来财政部以“因时制宜,与原条例略有出入”为由,改成色为89%。同时为实现金本位币制作准备,将五角辅币名称定为“中圆”。1916年(民国5年)7月,财政部应造币总厂所请,先在天津发行了含银70的中圆,二角,一角3种新银辅币,并力推十进制结算注除天津总厂外,1917年2月南京造币厂呈请部颁中圆,二角,一角新银辅币祖模获准,财政部5月下令将翻印新模送总厂复验,再行开制同年广东造币厂拟开制新银辅币,以未获部颁祖模为由,欲沿用旧模,未被批准。其余各厂,皆未经中央颁给祖模准予制发。根据1935年(民国24年)出版的《财政年鉴》,津厂自1916年至1929年止,中圆产量约123万枚宁厂自1917年至1923年止,中圆产量约247万枚,总计371万枚有余。由于南京造币厂翻印银辅币新模要先送总厂雕刻洋技师复验放行才能开制,故其出品应与津厂所造者接近虽然北洋政府三令五中努力推广新银辅币,但十进制改革效果不彰到1923年时风潮选起,十进制儿近崩溃:市场仍按含银量折算,新辅币与旧辅币已无分别,天津造币厂还被币制局训令停产。档案中可查到的袁像中圆产量,尚不及同时期一圆主币产量的千分之五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习用中圆辅币的地方有限,各地最乐用的辅币还是二角及一角。袁像中圆主要在北方各省流通,在十进制改革失败后,使用上无任何便利之处。中圆在上海称“袁像对开”,市价要十三角一二分才能兑得大洋一圆。即使在产地南京,通用的仍以广东、江南、湖北等地造的旧式毫子居多,“大洋角以成色不佳,市面不易行使”。即使是邻近总厂的北京,辅币也是以小洋一角最为通行通用半圆者的省份即滥造最多之处,如四川汉字五角,其产量约3900万枚,远远超过津、宁两厂的10倍,其他如云南也生产了上亿枚半圆辅币。《国币条例》定下银本位币制后,天津造币厂就开始筹备新币,由意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此事众所周知,他设计制样之前未见过本人,乃以照片为样进行雕刻,乔奇觉得照片上的袁世凯“苍老虚弱完成后亲自携带样币赴北京晋见袁世凯时,却发现所镂肖像与袁本神采差异甚大,无法显示袁的强人形象。乔奇深感挫折,乃要求重刻并获准。重新雕刻后的肖像即“袁大头”流通银圆上的侧面像,而原刻成的样币习称“袁像七分脸”,分L.GIORGI签字版与无签字版两科存世数量极少,为罕见的精制样币。后来采用的“袁大头”也有签字版产者在财政部要求钱币上只可标示汉字的国粹主义政策下不被允在西方国家,币面加注雕刻师名字是传统,有如首饰上金银匠的戳记新币的设计方案经袁世凯亲自核定后正式量产,又据广东顺德县志袁世凯像银圆的“壹圆”二字出自该县罗复堪手笔。罗复堪(18721955年名惇,早年与堂兄罗瘿公从康有为受业,后肄业于京师译学馆。民国初年政部泉币司供职。后长期在北京艺专和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书法,2050年代初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83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