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拐点”
诗曰：故国成尘驰道长，祖龙佳丽聚阿房；中原剑器凭君舞，只把郑州换汴梁。
翻开地图，就会发现京广、陇海纵横河南，如“十字架”般镶嵌在中州大地上。而郑州处于“十字”的中心，左洛阳，右开封，肩挑名城，北负殷卫，南俯颍汝，豫省自称“天地之中”，中原之都，“如日中天”，名符其实！然而，它的繁荣固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或是一天决定的。它如今的一切，本来是可以属于开封的。
河南设省始于元代，直至民国，省会皆设在开封。尽管另一座古城洛阳会失落，但六百年来，河南的中心就是开封。自古以来，一座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而经济又决定于运输的便捷。在古代，一条运河可以成就沿线城市的繁荣，如扬州、济宁、开封；在近代，由于海运的重要，上海、青岛之类的口岸城市又应时而兴……那内地呢？既然铁路取代了运河，成为经济的动脉，那么铁路枢纽城市就会具备发展的独特优势。
1901年，满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开始进入河南省。彼时，河南的政治中心是开封，巡抚和治河的河东总督皆在此城；开封还是文化中心，有规模巨大的贡院（今市区龙亭一带，已无遗迹），甚至中国最后一次全国的科举考试，也因京师闹“义和团”而改在这里举行；至于经济中心，鉴于全省基本上是“全农业”，谁也谈不上。
但是，城市命运的拐点就在这条铁路上。京汉铁路（时称卢汉铁路）是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买办盛宣怀执行，向贷款外国人的一项“重大建设项目”。当时的大清国没有铁道部，也没有拆分改制总公司的麻烦，“省委书记”一个报告，“中央”一个批示，再找一个“能吏”负责，就开工了，谁又说大清的行政审批效率低下？而在大清国的“铁路大发展”时期，也没听说哪个管部大臣因工程问题被抓起来——这是题外话了，赶紧打住。本来从北京一路向南下来，开封是必经之路，但铁路修到河南要过黄河，要架大桥，在当时是个艰巨的工程。而黄河的开封河段是出了名的悬河地段，历史上又深受水患之害，郑州（那时还叫郑县）的河段则刚出山区，河道比开封要窄，水患较开封又轻，所以张之洞就拍板决定，铁路从鹤壁开始向西南拐，由郑州过黄河，此事《清史稿·交通志》有记载。南北的铁路既经郑州，1905年又以其为中心，分别向东西两侧修建，这就是陇海铁路，自此郑州交通枢纽的地位开始确立。
开封因为黄河的关系，错过了成为中原的交通枢纽，埋下了日后落后的伏笔。但在随后的民国时期，其省会的地位并没有改变，铁路带来的负面效益也未显现。郑州虽然得天独厚，但全国工业的普遍落后限制了它的发展，何况人们从感情和习惯上还是更认可那些人文深厚的城市。因此，郑州直至解放初仍是个不到五万人口的小县城，而开封即使兵燹不断，仍有30万人口，是中原最大的城市。
但命运的第二次拐点来了，铁路问题终于爆发了。1952年，中共河南省委给中央打报告，建议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理由是“河南省会在开封市，位置偏于全省东部，指导全省工作多方不便；郑州市则为中原交通枢纽……将来发展前景更大，如省会迁往该市，则对全省工作指导及上下联系均甚便利，对该市发展也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开会在郑州方便，不用换车。中央很快批准，于是在1954年10月之前，河南完成了省会城市的更换。自此，两城的命运倒转，郑州由一个几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今天市区人口超过700万的超级城市，而开封尽管也有所进步，今天市区人口不过118万（2010年）。在经济上，用流行的“GDP”数据比较，郑州是开封的5倍，更不幸的是，开封的经济不仅落后于郑州，在河南全省也要排在十名以后，我们看到的萧条也是理所当然了！
那么，政治中心就是繁荣致富的钥匙？未必！首都就不说了。比如美国，纽约州的首府是奥尔巴尼（Albany），只有十万人口，州内的第一大城市是纽约，但没听说奥尔巴尼影响了纽约的发展。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萨拉门托，论规模、名气，远不及洛杉矶和旧金山，影星前州长施瓦辛格住洛杉矶，每周自掏腰包飞着去萨拉门托办公，但也没听说州长因开会不方便而提议迁“省会”。只是，出于宜居的必要，即便是核心城市，功能也是可以分化的，未必非要政治、经济、文化“一大统”。而“一大统”的城市的形成，有些固然是由于历史的积淀，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家或民族的象征，但“举国之力，集省之华”，通过行政身份的更换而繁荣昌盛，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了。
诚然，一个城市的繁荣取决于资源的占有，历史的发展条件决定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之，勤劳能干的民风也可以决定之……可惜什么都比不上权力垄断导致的占有！占有并不一定是坏事，通过资源调配，使基础好的某地先发展起来，然后再辐射他人，所谓“先富带后富”，如改革开放以后的“珠三角”、“长三角”，皆是如此模式。但最无情的方式是通过权力榨取别人而致富，不但不能回报，最后又反过来排斥人家。
当年豫省迁省会，首先从开封搬走的是党、政、军的机关，如果按其当初向中央陈述的理由——找个开会方便的地方、以指导全省的工作，那么已经足够了，但陆续从开封迁郑的还有全省最大的广播电台、最好的医院和一批高水准的学校等单位。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资源的配置更严格，但毕竟经济总量有限，贫富差距没那么大，但到了“市场经济”，城市“是谁养的”不重要，但“养的是谁”而产生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在沿海的省份，由于对外开放的作用，一些内陆的省会还不足以夺取港口城市的天然优势，如济南不能夺美青岛，沈阳萧条不了大连，但在相对保守的内地，权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权力使人自私。由权力打造的城市，不仅自矜于天下，也培育出一种自私的性格。生活在“权力城市”的精英们，大多迷信权力，藐视底层，变着方地为自己的驻地增加资源，此所谓“促进繁荣”。而生活在“权力城市”的子民们，大多崇拜权力，罔顾他人，认为自己城市所占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所谓“天赋吾乡”。如此“城格”，由首都、省会、地市、区县、乡镇层层辐射下去，最终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塑造出一种唯上凌下的民族性格。只是，天下事都是物极必反，权力可以导致某个城市的繁荣，但繁荣过度带来的负作用——如人口剧增、环境恶化的问题，却令权力束手无策：一方面已经将全地区的财富集中到此地，不忍离去；另一方面环境恶化使自己的健康受损，这的确让人患得患失，骑虎难下。但拯救城市就是拯救自己，与其让权力无限膨胀，不如让权利适时伸张，因为权利既关乎精英与民众的平等，也能恢复大城与小城的平衡。大城膨胀，小城萧条，吸干了周边的水分，你自己就能茁壮成长下去？开封的没落成就了郑州的强势，而这种造就强势的模式也的确应该检讨了。
我们由旧城的西门出城，踏上了离开“东京”的归程。西门外是新市区，政府机关皆建于此，倒是楼宇高旷，街道平直，商肆林立，不复旧城破败之相。看来“以省会之道，可还本市之身”——资源的安排总是以行政中心为优。又路过河南大学的新校区，面积之大，令人瞠目，只是大学非一个“大”字所能“学”，被中断的文气，又不知多久才能将其填满？我们拐上了高速公路，前往郑州方向。这似乎也是一个“城市的拐点”——黄河已经不能再威胁它了，如果再将其它的枷锁解脱掉，重新塑造城市的灵魂，“东京梦华”固然不复返，但可以永远告别人祸，重塑一种自由、自然、自信的城市性格！悠悠千年，白云苍狗，这是我为这个城市寻取的新梦想！但会是他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