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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评点史记人物:孟子是丧失组织能动性的圣人?

日期: 来源:凤凰网收集编辑:孟子

孟子的思想,强有力地提升了知识分子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能动性,削弱了知识分子自主的组织行动能力。人是否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让飞上天?能否不依靠外在的信仰和法则约束组织起来?

孟子思想的两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分析孟子。

我的主要观点是:孟子的思想,强有力地提升了知识分子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能动性,削弱了知识分子自主的组织行动能力。

总之,孟子的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读书人个体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却会破坏组织的能动性。希望这课能讲清楚这个抽象的问题。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

本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孟子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是孟子对个体能动性的提升,第三部分孟子在无意间对组织能动性的破坏。

儒家道统中的孟子

我先介绍一下孟子的历史背景。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289年,晚孔子180年左右。出生地是战国时期的邹国,今天山东西南部的邹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儒家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孟子属于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儒家学派,这是儒学的正统传承。

孟子生活的时代,仍然处于人类思想有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

在中国,孟子与法家的商鞅同时代,孟子比商鞅小23岁。在世界上,孟子和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同时代,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左右。孟子、商鞅、亚里士多德,这三位都是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有两个人在提高孟子地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是唐代的韩愈,一位是南宋的朱熹。

韩愈在《原道》篇中,提出儒家道统说。他说尧把道统传给了舜,舜把道统传给了禹,禹又传给了商汤,商汤又传给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又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轲,就是孟子。孟轲之后,儒家道统就没有人再传下来了。

原文如下:“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的儒家道统说影响很大,提升了孟子的地位,也塑造了儒生们的道统意识。

朱熹于1190年刊出《四书章句集注》

全面奠定孟子思想地位的,是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公元1190年,朱熹刊出了《四书章句集注》,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合一注释。

南宋王朝从1212年开始,逐步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列为官方的法定教科书。之后的元、明、清都把《四书章句集注》定为官方法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从南宋1212年开始到1906年科举制结束,中国读书人读书考官的教材就是这本《四书章句集注》,这套教材主导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世界近700年。

天命选择不分阶层

讲完孟子的历史背景,我们来讲一下孟子对个体能动性的巨大提升,这是孟子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在这个方面,中国思想史上能和孟子比肩而立的,就是奠定禅宗基础的惠能。王阳明是孟子和惠能的继承者。

我用孟子两段话介绍孟子在强化个体的自尊和个人主观能动性上的贡献。

《孟子·告子》中这么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强有力的励志句子之一,估计听课的许多朋友都会背诵,我就不翻译了。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是孟子在这段话结尾时留下的一句名言。

这段话前面还有一段话说:大舜是从耕田的农民中被发现任用的,傅说是从修墙的奴隶中被举荐任用的,胶鬲是从鱼盐商贩中被举荐任用的,管夷吾是从监狱官的手中被举荐任用的,孙叔敖是从海边的渔民中被举荐任用的,百里奚是从奴隶市场上被举荐任用的。人生经历苦难的本身,就是上天在拣选你的征兆。

原文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指的是天命降临在贵族身上,也可能降临在社会底层人士,包括农民、奴隶、小商贩、囚徒、渔民等。这种天命选择不分阶层的思想,是对当时的血缘贵族社会阶层固化的重大挑战和精神突破。

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春秋以来突破血缘贵族阶层封闭固化之思想运动的结果。

孟子去世后近80年,这种天命选择不分阶层的思想,被另一个人更简洁地表达了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在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时说的话。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这种天命选择不受社会阶层限制的思想,非常具有突破性。

孟子的另外一句重要的话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曹交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当然。”

《孟子·告子下》原文: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身上都有尧舜的种子,人人都是圣人的种子。

孟子这句话,穿越社会阶层,有强烈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识,这方面孟子已经超越了他所敬仰的孔子。

孟子认为凡人和圣贤的差异,在于圣贤用心发育自己固有的道德本性,而凡人没有用心去发育自己固有的道德本性。孟子说舍身取义之心并非只有贤者才有,人皆有之。所谓贤者是因为他们没有丧失掉自己舍身取义的固有本性。

《孟子·告子上》原文:“是故所欲(指取义)有甚于生者,所恶(指恶不义)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告诉我们,无论出身多么低微,人人都可以成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开创大业。这样的一种平等的尊严,这样的一种自尊自信,这样对人性的信任,这样强有力的励志表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孟子强有力地提升了知识分子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强有力地提升了中国人普遍的主观能动性。

《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中国人自尊自信、自强不息、自我奋进的精神动力,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孟子开启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孟子怎么赞美都不过分。

“道德自性论”的危害

在促进中国人的平等意识和提升个体主观能动性上,孟子有着突破性的历史贡献。讲完这一点,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孟子无意间对传统读书人、对中国人组织能动性的深层破坏作用。

为什么说孟子的思想使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精神上失去了群体自治能力?

就是因为孟子的“道德自性论”,这个概念是我编的。孟子的道德自性论,使中国传统读书人陷入了主观主义的一盘散沙般的状态,滑入了一种原子化的自以为是的状态。这种主张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组织联合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一下孟子的“道德自性论”的观点。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德行并非由外部影响铸就,而是人固有之本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就在人的本性之中。

《孟子·告子上》原文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大家记住,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固有之本性,是内在于人的,道德在我自己的本性之中。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道德自性论”。

孟子说,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人心中本自具有的。仁义礼智,是人性中固有的。

原文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万物皆备于我矣”。万物都备于我,返回到我自身,诚心于自己的本性,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孟子·尽心上》原文: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德的源泉、善的源泉,全然地都在我自己身上,万物都在我自己身上,我身上什么都有,全然完备,全然自给自足,全然自尊,全然自我主宰。

基于这种判断,孟子对人性全面肯定,从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性善论”的代表:人性本善,这种善的本性人所固有。

说人性本善,人人皆圣人,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不仁不义、不忠不信的行为,人们很少表现出圣人的行为,这怎么解释?

孟子认为,人人身上有圣人的种子,成圣与否在于自我如何耕耘。

孟子用农民耕种来解释道德培育:如果恶人满街,世间邪恶,那是由于人们没有把自己固有的圣人种子发育好。

关于孟子的”道德自性论“和”性善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圣人?就是把自己身上这一粒天生圣人种子种好了的人。什么是凡人?凡人,就是没有种好自己身上本有的圣人种子的人。

总之,一切光明、一切德行、一切善源、一切拯救的希望、一切自尊,都在自己的心中。重在返回自我,开发自我,不再外求,把自己当成一份圣人之田,自我耕耘好。

孟子这种“道德自性论”的观点,在中国精神史上影响深远,几乎成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主流。

惠能是佛教禅宗的奠基人,但是从中国本土精神流脉来说,惠能用佛教语言表达出来的这种佛种在内、光明在内的精神,与孟子有相近之处。某种程度上,惠能和王阳明都可以归入孟子精神流脉。

直到今天,这种内心自性光明、道德自我主宰的观点,仍然被中国知识分子极度欣赏,隆重赞美。

集体组织生长的三原则

但是, 当我们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去判断,我们会发现,这种给中国读书人带来极高审美自尊的道德自性论,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给自足精神,对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群体组织能力是一剂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集体组织的生长,有一些共同的组织原则,组织行为学已经总结过许多,本课我只讲讲组织权威来源的“组织三性原则”:超越性、外在性、客观性。

所谓超越性,是指组织所依托的权威,超越于组织中的每个人,是每个人都要去顺从和服务的;所谓外在性,指组织的原则、组织的意义,是外在于组织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就是组织运行必须遵循客观的法则,不能仅遵从个体的主观意愿。

孟子的“道德自性论”,对超越性、外在性和客观性的组织权威是有破坏性的。因为“道德自性论”是不超越的、是内在的、是主观的。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追寻外在客观真理的客观主义者,这是他们学院组织的权威依托。

“组织三性原则“,比较抽象,我举两个例子。图中三位分别是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时间跨度,正好大体是从孔子到孟子的时间跨度。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深刻地塑造了人类精神的历史。

他们三位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建立了自己独立自治的学院,其中柏拉图学院存续九百多年历史,成为后来西方大学自治的渊源。

为什么这三位希腊大思想家都具有学院自组织的能力?他们都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已任,这客观真理是外在于人的,是具有超越性的。不仅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的、外在的、客观的,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所采取的数理逻辑思维方式,也是超越的、外在的、客观的,是组织中人共同遵守的准则。无论目标和方法,都符合“组织三性原则”。

客观、超越、外在的真理和理性的逻辑方法,这是他们共同承认的根本权威。客观真理、数理逻辑超越任何人,他们是一群用数理逻辑去探索客观真理的共同体。客观真理的权威超越任何人,探索真理的规范方法超越任何人,这是自治的学院得以严密组织起来的前提。

我再举一个例子。古代以色列的犹太祭司们、犹太先知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独立的宗教组织,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

他们有共同的上帝信仰、对恩典的期盼和对律法的遵守,上帝信仰、恩典和律法超越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必须去遵从,目标和方法上都符合“组织三性原则”,这就有了构建自治宗教组织的前提。

孔子、墨子是具有组织能动性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是有自组织能力的。因为他们信仰上天,他们遵循天志,他们探索科技问题,墨家的权威是外在的、客观的、超越的,是每位墨者要去遵奉的。

孔子是一位组织者,他开办私学,组织起了儒家学派。孔子心中的权威,是客观的、外在的、超越的。对孔夫子来说,上天、天命,是超越性的存在,人的道德来源于上天之德,人只是一个承接上天之德的雨露的器皿。孔夫子对上天是敬畏、依靠的,孔子的思想符合"组织三性原则"。

孟子跟孔子不同。孟子虽然同样承认上天是"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终极根源,但对孟子来说,道德的力量和原则,已经安放在人的本性中。人就像一块宝石,上天已经把宝石放在人的本性之中了。人的任务是打磨好这块宝石,依靠的是人自己的主观努力。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上天虚化了,天命已化为人性,上天不再选择,上天就不重要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力,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了。

上天已经把我们做成了一块宝石,我们自己得把它打磨出来。这就把超越性的上天权威虚化了,把客观天命的权威虚化了,把外在的上天权威内化了,我不需要在这块宝石之外去寻求别的力量的帮助。

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内向的依靠,似乎使读书人一门心思都想成为气功师。气功师关心的,是把自己当成小宇宙,关注自己内在气运的感觉,这和敬畏外在的上天,信从权威的天命的孔子很不一样。

孔子知道人与上天之道相通,也知道人只是一滴水,上天之道才是大海,人如果不与上天之道相通、不敬畏天命,就会枯干、蒸发。

孟子也发现了人这滴水和上天之海品质的相同,但是他却把自己想象成了大海。

大海与水滴

一滴水,与大海之水本质相通。看到这种相通性,有人就把人性视为大海,这是孟子、惠能和王阳明;看到同质性,但知道一滴水就是一滴水,大海就是大海,这是老子、孔子。

伟大的组织者,心底深处都有一种使命感,都充满着一种外在的必然性的认识,都遵守着一种客观的权威标准。使命感,这就意味着自己只是使者,有一个力量超越自己并且委派了自己。自己要对这个超越自己的主宰力量负责。必然性,意味着这个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客观性,就意味着规则是超越主观的,是人人可以明白并且遵从的。有使命感、必然性、客观性在心中,才有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牺牲,也才有团队行动的共同依靠、共同信念、共同准则、共同制度。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这种使命感、必然性、客观性,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组织者承载的,主远是外在的、客观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中国诸子百家中,孔子、墨子是客观主义的,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孟子式主观主义状态,逐渐失去了建立自己组织的这种精神能力。

人能否提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

从孟子开始,这种“道德自性论”不断蔓延、不断扩散,传统读书人逐渐把一切本源归到自己,归到自己内心,以自我为中心,开始把自己幻化成自我主宰的神,那种外在的、客观的、超越的、神圣的权威之光,逐渐从心中消散。人在主观骄傲之中,失去了群体组织能力。

人人都主观自在,都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人人都是小神,要么就是组织的消失,要么就只能是听从一个人权威的短命组织。

孟子充满主观自信,但他没有客观的组织能力,这就造成了他身上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就是精神上的自尊性和在组织上的依附性。

孟子式的知识分子,建立不了探索客观真理知识的自主的大学,建立不了以信仰和律法为依靠的自主的教会,只能依附在有组织能力的人身上。

在社会上,就依附在家庭家族这样的天然血缘组织上;在政治上,就依附在皇权官吏这样的国家组织上。

这种双重性,造成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奇怪的矛盾的精神组合,他们是有自尊心的依附者,是有圣人意识的家奴。

我赞美孟子提升主观能动性、提升人的内在自尊的这一面,大家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批判孟子对组织能动性的消解,对外在的、客观的、超越的权威的消解所带来的组织能力的退化,许多人可能会不高兴。但是再不高兴,这也是基本的事实。

人是否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能否不依靠外在的信仰和法则约束组织起来?

孟子是中国精神基因程序的设计人之一,他的这种有自尊心的依附者、有圣人意识的家奴,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孟子思想中,有让人的自尊心站起来的部分,却也有让人的组织自主能力跪下去的部分, 我们能在个体自尊和组织自主的双重能力上, 都站起来吗?

*原标题:孟子:丧失组织能动性的圣人?|杨鹏评点史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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