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周易》之所以受世人推崇，得益于于孔子的发掘和弘扬。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孔子的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国人推崇，是由于他从周易中悟到了天人之学，使自己的学说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但仔细分析《周易》和《易传》对中国传统思想带来的影响，应该说孔子有功也有过，当然其功绩是主要的。至于其过，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易传-系辞》有孔子的解说和孔门弟子的解说，基本上反映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如：“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可以确认是弟子论述孔子之言。其弟子的言论与孔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系辞》完全可以看作是孔子之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对弘扬《周易》思想居功至伟，使易学至今兴盛不衰，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再表述。但易学发展到现今，却连文王的版权几近剥夺，这是毁灭性的学术灾难。相信这是有违孔子初衷的，但与孔子对《周易》理解存在巨大偏差也不无关系。本文着重谈谈《易传》解易的误区，因为这是当今易学领域错误思潮的根源。

《周易》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筮卦；二是卦爻辞。我们学习《周易》的基本要求是在理解筮卦规则的前提下明白卦爻辞的含义，而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1、孔子对《周易》的高立论是从筮卦角度论述的。

《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是说《周易》筮卦的六爻之象和天地法则相一致，所以能够完全展现天地的变化规律。

《系辞》中大量的言辞都是论述阴阳、八卦、天地之间关系的，是从筮法的角度论述的。

2、孔子对文王写《周易》的目的性把握不准。

《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文中对文王写卦爻辞当属不疑，但是不是与文王和商纣王之间的战争有关？这一点孔子一直在疑惑，因为他没从卦爻辞中体味出来，因而在解释中也没有表达出来。

3、孔子不懂筮卦的六爻卦象，只以各爻象解之。

《系辞》：“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是说每个爻代表的事物意象产生内在变化，从事物的发展中就展现出了吉和凶的结果。把爻象结合到现实社会中，就体现出了事业发展的趋势，周文王的思想正是通过爻辞来表达的。

孔子并没有谈卦象、卦辞和爻象、爻辞之间的关系，而是孤立地谈爻象、爻辞的意义。这样就把爻辞思想的源头隔断了。

4、孔子错把卦辞作卦名。

《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乾”、“坤”、“屯”、“蒙”等是卦辞的中心词，是动词，因为在卦象显示的环境中，卦辞提出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吉凶意在提示遵守这种行为准则的重要性。但孔子认为它们是卦名，是名词，这就彻底改变了卦辞的属性。改变了卦辞属性，就等于所有的卦辞都解错了。

5、孤立解读爻位的作用。

《系辞》：“二与四位，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爻辞的誉、惧、凶、功是由卦辞延伸出来的，应该从一个卦的整体行为的原则出发，再延伸到爻位的个体行为准则，不同的阴阳爻位才有了誉、惧、凶、功之说。不能把爻位孤立地论述，这样容易误导学者，以为每个爻辞所表达的思想都是独立的。譬如一台机器，之所以能使用，是由于把各种不同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结果，这些零件是为机器的功用而定制的。孔子却把机器零件拆解开来，把一个个零件拿来赏玩，它再精致也只是个零件而已。

6、错误地用卦的排列顺序提取卦义。

如《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

其实卦辞的意义与卦和卦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每个卦辞都是独立的，是有各自卦象延伸出来的。《序卦传》的解读把学者引向了歧路。（每卦的详细解读可参阅《周易说解》杨吉德著，齐鲁书社出版）

7、解释爻辞多用阐释，而非注释。

《系辞》：“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此说把“公”解为“君子”，属于阐释其义而非注释其词。还有些字义到了春秋时期是有变化的，孔子也是以当时对这些字的理解去阐释，这样就掩盖了字的原义。

8、对断词领会不到位。

《系辞》：“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失得”之言是一种静态的、完成后的表述，因行为的对错而产生吉凶；实际卦爻辞是动态的、吉凶是尚未实施而要求实施的预后。只有这样做才吉，不这样做则凶，意在强调遵循这种行为准则的重要性。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提纲性的指出《易传》（不包括《大象传》）与卦爻辞的差异要点。其实用一二篇文章是说不清的，必须通过对每一个字的解析，用一部书才能讲清楚（看参阅作者新著《周易说解》）。由于孔子没有深入细致地探讨卦象规则，也就无从体味卦辞所反映的文王兴周灭商的战略意图，故而只能阐释字词的现实意义，还茫然地追述：“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可见孔子对《周易》的研究着重于“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易传》省略了文王写卦爻辞的原义和创作初衷，由筮卦提出“易与天地准。”将卦爻辞联系现实社会，认为《易》是“崇德而广业”、“道义之门”。而后世解易者又只在《易传》框架中反复探讨，以至于被现代急功近利的学者干脆否定文王写《周易》，连这个框架也抛弃了，只剩下了虚空的易学思想。这种中空的学术研究极易形成虚无思想，脱离现实越来越远，沦为一种说教，进而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故此说《周易》成于孔子，也毁于孔子，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