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明朝与清朝都有政府提供的租赁房，但具体制度是不一样的。

宋朝的公租房，主要由一个叫做店宅务的机构管辖，宋王朝在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掌官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负责政府公屋的租赁、管理与维修。其中，以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规模最大。北宋天禧元年（1017），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天圣三年（1025），公屋数目增加到26100间；熙宁十年（1077），店宅务辖下的公屋有14626间，别墅有164所，空地有654段。如果以东京常住人口20万户（100万人）、每户需要住房一间计算（古人说的一间房，不是指一个房间，而是指一开间），京师店宅务管理的公租房可以供应大约10%的东京人口居住。

负责管理公租房的店宅务，有点像今天的物业公司。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先隶三司，元丰改制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相当于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经理；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相当于业务经理，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

由于店宅务公屋的租金低于市场价，具有廉租房的性质，显然会激励一部分人租赁公屋，再转租他人，当起“二房东”。这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宋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的市民设置有资格审查程序。店宅务的管理者、工作人员是不准承租本务公屋的，“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若在京应管辖两务去处人吏，并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杖一百以上。” 这么规定自然是为了防范店宅务舞弊营私。

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凡租赁公屋，必须是自家居住，不得转租给他人；租户若购买了房屋，必须退还店宅务公屋：“应宣借舍屋，须的是正身居止。如已有产业，却将转赁，委店宅务常切觉察，收管入官。自今悉如此例。”

明王朝也有公租房。明朝初叶，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为招揽住户，曾兴建了一批廉租房。据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沈榜《宛署杂记》，“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房视冲僻分三等，内大房四百四十三间，每间每季纳钞四十五贯，钱九十文；中房二十九间，每间每季纳钞三十一贯，钱六十二文；小房三百二十九间半，每间每季纳钞三十贯，钱六十文。”

朱棣建造的这批“廊房”，总数未知有多少间，建于京师宛平县的公屋则有800余间，按所处地段为繁华还是偏僻分为三等，其中大房每间每个季度纳租金49贯宝钞、90文钱；中房纳31贯宝钞、62文钱；小房纳30贯宝钞、60文钱。永乐年间，大明宝钞已严重贬值，一贯钞只值10多文钱。因此，这批“廊房”的租金还是比较低廉的，否则也吸引不了商民。

然而，朱棣虽然建造了一批公租房，却未能建成公租房制度，明政府对“廊房”的日常管理非常粗疏，既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亦不见出台相关规章，连每季收租，也是“选之廊房内住民之有力者一人”，指定为“廊头”，负责某一片区的房租。“行之岁久，内外势隔，交纳为难”，凡被指定为“廊头”的，往往因为收不到房租、须自掏腰包倒赔租金，“率至破家”。如此粗放之管理，令人目瞪口呆，跟宋代的店宅务不可同日而语。

清代的内务府也辖有一大批公屋，叫做“官房”，如乾隆六年（1741），内务府名下的官房有1471间；乾隆十一年（1746）是5715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加到11220间。这批官房，除了用作衙署、仓库、兵丁值房、官营商铺，供皇帝赐宅之外，也投放入租赁市场。内务府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官房租库”来负责官房的出租与收租。

看起来，清代似乎也有了公共租赁房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一处细节，便会明白“官房租库”经营的官房，还谈不上是“公共租赁房”。首先，内务府的官房当中，铺面房占了很大比例，比如乾隆十一年，铺面房约占官房总数的65%。其次，官房中的住宅，一般只租给住京的官员，平民少有问津。由于租住官房之人多为编制内的官员，所以房租往往由户部按季度从其俸禄中扣除。而宋代店宅务的租户，除了小部分具有官员身份之外，更多的市井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