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
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三姐妹，
他们这个家庭，
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力令人惊叹。
而培养出她们的母亲更是令人尊敬。
可以说，她才是中国最强“辣妈”！
做为清末民初的杰出女性之一。倪桂珍是也是民国最优秀的母亲之一，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三个异常优秀的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三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人们对他们的母亲充满了好奇。
当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一个个名字在中国的关键事件中出现，我的好奇心慢慢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他们的母亲——倪桂珍。
当大家在网络上不停地疯传：哪个妈妈培养出多少博士、多少富豪时，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最强“辣妈”是这位低调到只有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她一些事儿的母亲，一位培养出所有孩子拥有超凡社会影响力的妈妈！
倪桂珍出身名门，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明末科学家，农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据说在上海徐家汇的天文台就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
倪桂珍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869年出生于川沙城厢镇，排行老三。父亲倪蕴山，是耶稣教上理公会的牧师，母亲徐氏是明代大学者徐光启的后裔。
倪桂珍从小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当时以所谓“三寸金莲”为美，她却坚持不缠脚。幼年在川沙私塾读书，曾配“娃娃亲”，因在私塾受“未婚夫”的欺负，她坚决要求父母退婚。
倪桂珍的母亲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成年后嫁给了其家庭教师倪韫山，倪韫山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徒，在他的带动下，倪桂珍的母亲也信奉起了圣公会。
1869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婴出生了，她便是倪桂珍，对倪桂珍来说，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幸运，她的父母十分民主，不重男轻女，他的父母一共有三女一子，分别是倪桂清，倪桂殊，倪桂珍，倪锡庆，倪桂珍是老三，从小聪明活泼，深受父母喜爱。
14岁时，她被父母送到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子中学读书，擅长数学，爱弹钢琴，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
倪桂珍三四岁时就开始在私塾恋书，5岁时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八岁时进入由上海妇女联合救济机构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被保送到上海西门佩文女子中学，17岁时从中学毕业，在校期间，她成绩优异，擅长数学，喜欢弹钢琴，毕业后留学校任教员。
倪桂珍从小就胆大过人，处事不惊倪家后人曾提及关于倪倪桂珍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倪桂珍与二姐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没想到遇到了小混混，那小混混牵着恶狗，带着恶仆，意图非礼她们，倪桂珍挺身而出，对其历声斥责，小混混见势不妙，赶紧灰溜溜的跑了。
由于身在一个颇为民主的家庭，倪桂珍从小就敢作敢为，有主见，能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女性都必须缠足，倪桂珍从小因为对缠足不适应，发起了高烧，她对缠足十分抵制，父母最终放弃了让她缠足的打算。
成年以后的倪桂珍，就因为缠足的问题，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人们比较保守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一个没有缠过足的女孩，很难受到别人的青睐，再加上她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可谓才华横溢，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显得比较异类，许多保守的家庭都不愿意提亲。
如此种种，使得倪桂珍成了一个19岁还未嫁出去的姑娘，恰逢此时，牛尚周向其父母推荐了宋耀如，尽管宋耀如后来做事业做的风生水起，可在未发迹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不中不西的模样，以及国人看了很怪异的传教士身份，再加上当时穷困潦倒，没有几个条件好的姑娘能看得上他。
幸而倪桂珍的父母慧眼识英雄，与宋耀如见面之后便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婚后没多久，倪桂珍随同丈夫一起回到祖籍余桃老家，拜会了同乡族邻后，在余桃城区参加了布道活动，活动结束后，追随丈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
1887年，18岁的倪桂珍与在教会中相识相恋的宋耀如结婚。在随后的16年间，她生下6个子女，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
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的爱妻：
“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婚后，倪桂珍跟随宋耀如到各地传教，过着不稳定却有着美好憧憬的生活，直至1890年宋耀如在上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他们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1889年到1907年间，宋耀如夫妇共生了六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三子宋子文四女儿，宋美龄五子宋子良和六子宋子安。
比起丈夫宋耀祖，倪桂珍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宋耀如是个商人，除了赚钱养家外，还要忙于各种社会活动，所以家中事几乎全由倪桂珍包办，可以说在宋家并非是中国传统家庭那样的“严父慈母”，而是“母代父职”。
带着坚定的信仰，倪桂珍始终信任丈夫、支持丈夫事业，但决不参政，不对丈夫的事业指手画脚。儿女们在回忆中说：
“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倪桂珍以她的才识、爱心赢得丈夫和儿女们的尊敬和爱戴。由此相信，后来三姐妹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克守己身，尽心尽力支持丈夫，都是离不开母亲地熏陶和表率。
在儿女的教育上，宋家却非传统式的“严父慈母”，而是“慈父严母”：倪桂珍在家里有最大的权威。
宋耀如是位实业家，忙于社会活动，在家里总显得热忱、和蔼、随和放任。而倪桂珍为严肃家教付出了最大精力。宋美龄说：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倪桂珍对家庭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他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决不允许孩子有醺酒，赌博等行为，对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虞城规矩，她认为溺爱会使孩子们有依赖性，将来难有大的作为。
除了在家做合格的妻子与母亲外，倪桂珍还对社会福利事业十分热心，她的女儿回忆说：“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她说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可见母亲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几乎完美。
倪桂珍贤良淑德，世间罕有。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方式，被人们评为“斯巴达克式教育”斯巴克勤劳刻苦，吃苦耐劳，而倪桂珍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各种能力与吃苦的精神。
从一开始，严母就对儿女制定了清晰且一致的规则限制。埃尔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国的蒋家》一书中形容倪桂珍为“虔诚地信守十诫，省吃俭用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地训练。”
斯巴达克人以勤劳、刻苦著称。倪桂珍也是从严从实要求子女，不许养成饮酒、赌博、撒谎、偷懒等不良习惯。她认为溺爱会造成孩子的依赖性，日后难成大器。
宋家优裕的生活环境，足可供儿女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严母要求女儿们从小学会做饭、烧菜、做针线活。
年幼的庆龄和美龄学成巧手，唯老大蔼龄学不来这种慢手艺。最后总算得到父亲的说情，母亲才允许她不学女红这一项。
她非常重视女儿们的实际生活能力，她教女儿们学做饭，学煮菜，以及学着做针线活，宋庆龄和宋美龄针线活学得还不错，唯独宋霭龄没法学好，后因父亲说情，才免去了学习针线苦这一苦差事。
倪桂珍督促孩子们学会英文演讲，打字，弹钢琴等，促进他们才智的发展，她有时还会为孩子们讲述历史故事，使他们从中受益。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时代，并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但受过新式方教育的倪桂珍，抛弃了这种封建思想，对女儿们的事业极为重视，在女儿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同丈夫一起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读书，待他们再大一点，又将他们一个个送到国外留学，使他们接受美国精英教育。
那时，当人们刚刚开始认真考虑女孩子的教育问题，倪桂珍却早已打定主意：她的所有女儿都应该到国外去学习。
宋蔼龄，17岁只身一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因她在学校的出众表现，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随后也顺利到该校就读。威斯里大学校长曾评价宋氏父母是具有想象力及勇气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那时的倪桂珍大概未曾想到，正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的这一举动，才有日后的宋氏“皇后”们，若三姐妹没有海外留学背景，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教育，没有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以及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话，她们未必能有日后的辉煌成就。
大女儿宋霭龄是宋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孩子，17岁就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气候，习惯等，但倪桂珍相信她能适应这一切，几年后，15岁的宋庆龄和11岁的宋美龄也到美国留学，一去便多年，后都取得了学士学位。
在要求子女们成为有远大抱负、有成就、为祖国有作为的公民的同时，倪桂珍同样教育孩子要成为一个有情趣不死板的人。
她和丈夫为孩子们在上海郊外的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有海南特色的房屋，门前有小溪流过，房屋后面则开辟了菜园，让孩子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另一方面，倪桂珍亲自教导孩子阅读和演奏钢琴。
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夫妇就开始对孩子们进行中、英文双语训练，从美国购买大量幼儿读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
倪桂珍喜爱弹奏钢琴，宋耀如又喜欢唱歌，于是周末举办家庭晚会成了宋家的惯例。在家中的艺术熏陶下，宋蔼龄继承了父亲的歌唱，宋美龄学会了跳舞、画画，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亲的一手好钢琴。
倪桂珍不仅是为良母，还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她虽然有时不懂丈夫及女儿们在做什么，也不懂他们从事革命事业，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她始终支持帮助丈夫。
她曾与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成立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的联络总部，还曾同丈夫一起数次支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人东渡日本，1913年袁世凯谋独大总统之位，倪桂珍跟着丈夫与全家一起流亡日本，在那里呆了两年才返回上海，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她既没有责备丈夫，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其贤良淑德实为世间罕有。
《宋庆龄传》中写道：
“正是这样，宗教、田园、钢琴、英语和民主精神，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万千个普通家庭相比较，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基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的氛围。”
倪桂珍一面是如此的决断和权威，另一面的“平等和尊重”为她赢得更高的美誉。
她身边人对她的评价：
“平时乐善好施，尤非他人所能及。闻其对于各处教会学校医院以及临时赈济种种慈善事，无不慷慨捐助。待老年人亲如手足，待幼年人宝如孙子，一生自奉简约，节食省衣，从未沾染奢华以表示自尊自贵之意，常自备佳宴恭请寓所近邻同来作乐。”
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宋氏三姐妹的三段重大的婚姻，其实都曾遭到倪桂珍的强烈反对。但最终严母尊重女儿们的选择，在她们成家后，仍然给予她们深切的情感支持。
宋美龄在《祈祷的力量》中写道：
“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地打击。可是对于我地打击也许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宋庆龄晚年时回忆她的母亲：
“她身负重荷，仍文雅高贵，端庄美丽，没有一个画家能够画出她那崇高的神韵。”
宋庆龄在去世前要求：
“千万别把我和丈夫埋在一起，让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吧，我想陪陪他们。”
伟大的母亲，就是家庭的核心。
她的儿女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