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的诗山高水阔，气象萧森，放在一摞流行诗歌中，是非常出众的。最近费却半月时间，集中读了他的《云南记》《基诺山》及一组新作，一时进去出不来，怒江、无量山、哀牢山、荒村、野店、杀狗者、菩萨、司杰卓密，心神完全被摇荡，眼前景纷沓，心头词乱飞，找什么词来概括雷氏之诗呢？慌忙中，拿来“野性与蛮力”，姑且一说。

晚明王季重说：“盖廊庙必庄严，田野多散逸，与廊庙近者，文也；与田野近者，诗也。”大诗人必有野的一面，不野不足以为诗。野，才能陡然隆起，块垒嶙峋，充满奇情壮采。不野，随世俯仰，不偏不斜，只能做室内花草，馆中病梅。野性，首先是生命体验的奇崛与壮阔。百年新诗，走了很多弯路，也有很多明了真确的收获。八十年代人诗人、学者喜欢说“生命意识”“生命体验”，这的确是促动新诗发生、演化、壮大的一个原力、一大法器。诗歌，可以和文化、历史、政治、科学等等结合起来，走他们的路线，但必须首先植根于生命。生命是大江大河浩浩汤汤的流波，是朝阳野火赫赫焱焱的光辉，它漫无目地生发着、耗散着，无目的中又冥冥地有着合目的性。真诗人，都会解开加诸自己身上的桎梏，收视返听，雕空镂虚，认识生命的本相，记录生命的华彩，在一切思维言行中注入生命观察的眼光。这是一个悖论，在这一过程（诗与思的过程）中，生命既成了主体，又成了对象。这自发的源与流本身就是奔突与创造，不乏尖新生奇，充满了大苦大悲，甚至经常是混沌而莫可名状的。和新诗史上那些大诗人一样，雷平阳也凿开了这生命之流，舔刀尖上的血，尝“针尖上的蜂蜜”。对生命的省察和展示，在他那里崔巍而辽远了起来。“仿佛，我真的，有了一次机会，在佛塔里/走丢了，却又活着，从其尖顶爬了出来”（《德钦县的天空下》），这是大孤独中体会到的生命的迷失与涅槃。“我被书卷压着，真的挺不住了/白茫茫的心，怎么也找不到桃花源”（《冬至》），这是直面本心的空洞与惶惑，再也找不到救赎。“坐在炸药堆里，我想抽支烟/该走的都走了，不该灭绝的那些/正在灭绝。”（《独处》）这仿佛是穿越了的陈子昂在炸药堆里（幽州台上）发出的海子般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由黄钟大吕构成的挽歌，悼人，也自悼。再如这组诗中的《独白》，可以说是自我生命冲撞、对话、融合的真实记录。“自我”是生命之流焰的漩涡和形式。“你纷纷睡去。是的，纷纷”，“你”指向“自我”，大概是在睡前的独白、自我安慰中突然目击了自我的分裂，“纷纷睡去”，主体众多，有时间长度，而且行为多而杂。“像一个石榴，像俄罗斯套娃”，众多晶莹多汁的籽粒、重复有又不相同的人偶组件，代表了众多的“干净而又独立的灵魂”。“我”变成了自我、本我、超我、真我、非我等等，与物交接，“方舟、冰川、火焰、鸟群/巫术、钟表、美学”，只要兴之所至，都各自认领其主人或配角，形成夜空里星座般的存在。“我”的角色又化成“文殊菩萨”“哭泣的本体”，这样的体验奔涌而劳苦，最后，那个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血肉丰饶的那个你”，只想“静静地睡去，不接受任何赞美”。这是专注于生命体验的诗歌，而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中，雷平阳遇到、品尝到了生命的冲突、酷烈、疲倦，以及大悲哀与大精彩。这是野性的诗，也是最纯粹与最基础的诗。

野性，也源于对自然、山水的无悔拥抱。雷平阳和李贺、屈原一样是深深迷恋“山鬼”的，这是禀性，也是宿命。故乡云南的那片山水，就是雷平阳的世界、根系，不可能像移植花木那样“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是我们对他很明显的感受。“山水比德”，敏锐的雷平阳发现了这句古话，也将其当做自我命名的信言。他在微信、讲座中经常呼吁保护某一条江河，不要无情开发某一片山野。他说在有生之年要用“肉身做的文字”，将“绕不开的山水、密林、寺庙、虫鸣……”搬到纸上去，建造一片“纸上的旷野”（《〈云南记〉自序》）。他说，“访问或讨伐自己，得有一个贴心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基诺族人世代居住的”“雨中的基诺山”，“人、神、鬼共存的基诺”（《〈基诺山〉序》）。在将世间的“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的更高一个写作阶段，雷平阳仍然跋涉在他真实的、想象的山水草木中，他就是他世界中的“野物”。雷平阳深刻地意识到，而且展示出了自己和山水草木的血肉般的依存关系。“万物缓解了我的饥饿，让我新生/在金沙江上航行时，两岸的山峰/用荒凉与陡峭养育我”，这些蛮荒的比人更永恒的东西像粮食一样“养育我”，“我”的精神、灵魂，甚至肉体。及至领悟了“一根枯草”的存在和意义，“一根枯草可以诠释我”，它生的郁勃，死的荒凉，和不管生前死后所面临的茫茫虚空的处境，和“我”一样。“我”有感恩，也有无奈，“无力代替遍地的秋风发出阵阵怒吼”。不仅形同山水草木，而且信仰天地万物，用“山水诗”的方式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我”过上了“身临深渊的生活”（《山水诗》），“我”变成了另类，“流放者”“隐者”“无用之人”，但仍然固执地将峭壁上的菊花作为自己的名字，将活火山上的积雪移植到自己的脑袋中，爱着“凌空的松竹”和“破空的坠石”。然而面对“乌鸦凿筑天梯”“凤凰接引已经幻灭的采药人和炼丹人”——“不再模仿，不再赞美”，“想热爱天堂一样地热爱着僻远的荒野”，却只限于静观和书写，没有变成陶渊明、谢灵运一类古典的山水田园诗人。对山水、自然的热爱、依恋是一样的，却心绪更复杂，行为更怪诞。比陶谢王孟多了恐惧和悲哀。因为这片山水的边界线正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轰鸣声中迅速的退缩，它终将消失，这于诗人而言，几乎就是大限的来临。古人是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所以诗末“无心功过”“求一叠白纸，一支毛笔，山水之间/酒醉之后，尽情享受书写的自由”，只能象征性地享受这种书写“山水诗”的自由，这是无奈中的自我安慰。这样，借助山水诗的姿态，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处理，也是龃龉的。这里面隐含着灵魂的大悲痛。

野性，还体现在一种强烈的“边地文化精神”。“地方性”“地域文化精神”，这是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特征。雷平阳说，云南的红土地、深山密林里生存着二十八个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山水草木为家园，和花鸟鱼虫建立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关系，信仰死后有灵，万物有灵。这些人害羞，不喜欢被观看，不习惯暴露在镜头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仪典，永远在祈祷、献祭。这和高度统一的、以实用著称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也和透明、理性化的现代文明相反。我们经常感到，诗人雷平阳身上有祭司、遗民的影子，一种独有的边地文化造就的复杂身份。他说，“在‘诗歌中的现实’里，我则是哪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这种自我想象和表述让人想起沈从文早期小说中那些与神巫恋爱的苗族、土家族青年。雷平阳相当一部分诗作，展示了边地人生活的语调、心理和信仰，给人神秘、苍凉的感受。《边疆》：“江河是上帝的目光/山造的塔，自然而然，站在两边/烟幕，有时垂下，有时拉开/……/我们都想生活在地上/神的庇护，给了我们足够的身体的饥荒”，这是对边地乡民基本生活状况的刻画。但雷平阳的写作更多的是对边地文化正在丧失这一历史处境的悲悼、回视和反思，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末日》：“在广州，有人问我/什么是末日？我没有多想/脱口而出：佤山的巫师，基诺山的/白蜡泡，雪山上的天葬师……/当他们用汉语布道时，世界已死”，这是站在边地民族立场上，在高度现代化的广州做出的末日预言，预言一种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是由热带雨林、佤山的巫师、高空的鹰等构成的。这一过程在《我才是自己最心疼的那个人》一类诗中有更深切的书写，世界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但电锯的声音和汽油的味道/仍在执拗地传来”，于是，“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焚书煮茶”，“目睹琴弦断于刀锋，烈火把诗稿烧成骨灰/教堂改造成疯人院”，“荒凉已成常态”，“多少绝唱一直没有断绝”，多少年来“他们热衷于高密和掩埋”，以至于“醉倒于盛宴我仍然是饿鬼，置身火炉我还是寒冰”，灵肉分裂，在最后的葬礼上仍然只能唱颂歌。这真是笔折琴断，津梁摧坼，“昆山玉碎凤凰老”，一种文化走向终结时的大哀之境，读来真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之感。

雷平阳给我们的，是野性十足的“力之美”！山间静静潜行之后跃起的纹豹，目光深沉、缓缓走向云烟的大象，宁静中潜藏的力，火山般瞬间爆发的力，或者谷底的澜沧江将山顶的石子一一吸下去的力，等等。鲁迅评诗，喜欢偏于力的诗，“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去除政治因素，这样的说法适用于雷平阳。雷平阳有一种茫漠的“阴刚之力”，他仍然是清新刚健的，一洗流行诗风的颓靡浮华。当下，我们有太多的诗人忘掉了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忘掉了时代历史，只钻进自我的象牙塔里絮絮叨叨地书写着一己的小情绪、小想法、小格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雷平阳有壮阔之美，他不是“无我”，而是“有我”，这个“我”从天地中崩出，充满蛮荒之力，犹似出世的孙悟空，携风雷之势直搅出个天翻地也覆。“礼失求诸野”，由野，产生了力，力之美。

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评论家指责雷平阳是怀旧性的、后视性的“乡村诗人”，缺乏前瞻性。现在看来，此类批评敏感而片面。一方面，在一种文明走向黄昏，被后起的文明摧毁、替代之际，对千百年来生于斯没于斯的文明的依恋、悲悼和回顾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吗？孔子、屈原、杜甫、鲁迅，乃至但丁、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在更大的意义上，都是绝望的悲悼主义者。似乎文明史上，更有意义的行为大多是对前一文明的怀恋和反顾。诸多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比如《论语》《红楼梦》《神曲》，都是这一文化行为的产物。而且，后起的文明，因为其势不可挡后来居上，就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吗？沈从文、海子、昌耀当时也遭遇过同样的指责和拷问，他们的处境几乎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从诗艺的实际情况来看，雷平阳也并非一味怀旧、沉于古老的想象，他不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从《云南记》到《基诺山》，再到当下的写作，他有浓烈的“现代性”质素，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汉语诗坛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现代主义者”。《杀狗的过程》《场景》《访隐者不遇》《白衣寨》《狮子头》调用而且内化了叙事、反讽、戏仿、身体性等当代诗歌观念和方法，他不像很多诗人偏于一途，他写得更综合，浑厚广大，生气弥漫。他不仅站在山林里写边地传奇，而且站在城市的褶皱里里写日常生活、当代场景，二者相互驳诘，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甚至可以说他是站在文明的边界上，发出更悠远、冷静、深刻的声音的。他给了我们一种反思现代文明的视角。雷平阳不仅有“反现代的现代性”，而且有“超越现代性”的可能。

（本文刊于《草堂》诗刊201805期）程继龙，生于1984年，陕西陇县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现任教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诗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篇。在《延河》《作品》《诗潮》《中西诗歌》等发表作品多篇。出版诗学专著《打开诗的果壳》，编著《追寻隐没的诗神：朱英诞诗歌研究文选》等。《星星诗歌》理论版“诗人地标”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