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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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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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

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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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狄宇宙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容。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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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